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钱贵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法律文化更是独树一帜。自然经济的禁锢,等级制度的藩篱,使得传统民事制度处于夹缝之中,高度发达的刑事法律制度,更使其显得苍白无力。以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律模式,民事法律是一个空白。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无论从客观存在的需要调整的民事关系,还是保存下来的法律文本,我们都可以窥见民法之一斑。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宗法性与伦理性也深深烙印于民事制度之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
一、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
发达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独特气质。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透过多样的法律形式,我们仍可以发现隐于其中的民法精神和独特之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简单化
与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中国古代的民法极不发达。民事法律制度调整的权利义务内容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而有关物权制度、法人制度、诉讼制度这些在罗马法上发达的制度内容却很少涉及中国古代还没有现代民法中的自然人、法人的观念。在民事活动中,多不以自然人为民事主体,而是将宗族团体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家庭事务多以家长为代表,“在家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没有民事主体地位。有尊长在,子孙不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变法修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被打破,国家开始承认土地的私有现象。但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物权的规定仅涉及所有权、典权,并且极不发达。《清稗类钞》:“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为典,次曰质,又次曰押。”这说明当时仅以典质物的大小区分不同的物权现象。
与中国古代的刑法、行政法相比,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也极其简单。中国古代刑法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中国古代制定行政法律规范自夏朝建立开始。现存的《周官》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性质的法典。《唐六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典。明清《会典》,内容涉及行政体制、官僚机构、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而民事关系一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细故”,国家很少干预。
(二)私法公法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然而传统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即违法违制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刑法性后果———刑罚。以契约法为例,古代法典中虽也不乏有关合同的条文,但制裁手段几乎只限于刑罚。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则长期以来听任习惯法支配。例如,唐律关于“行滥短狭而卖者,杖六十”的规定,就“行滥短狭而卖”而言,无疑是有关商品买卖关系中的合同履行问题,因而该规范是民事规范,但是,对这样一种“行滥短狭”行为给予杖六十的刑罚处罚,则显然属于刑法性后果,故而该规范又完全是刑事规范。再如,《唐律疏议•杂律》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契约,违契不偿、负债不还的,要受笞二十至杖六十的处理,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取财物超出契约规定数量,或债务人向债权人给付数量不足的,均应以“坐赃论”。
民事规范的刑法化也充分表现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若卑幼不依家长而私自婚娶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二十贯笞二十,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又规定:“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很显然,这些纯属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违法行为,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却被认定为犯罪,并处以较为苛重的刑罚。
(三)法律伦理化
纵观中国历代封建法典,可以发现,法所调整的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社会关系,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纲常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代表古代中国人身关系的全部,一切的人身关系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之中,并以纲常伦理为出罪入罪、轻重缓急的准则,民事领域也不例外。古代中国,贵贱、上下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尊卑、长幼、亲疏则决定每个人在家族以内的地位和行为。个人地位不同,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一致。在君臣关系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居家杂仪》有关于父子关系的内容:“凡诸卑幼,事大小,勿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家长有家庭财产的最高支配权,有家政的最高决策权,同时,父又有将子女作为财产出卖之权,父还有主婚权。在夫妻关系中,是一家之主,有决策之全权,妇只可顺从,《礼记•郊特性》:“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妻之间是极为不平等的。如《大清律例》规定:妻没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必须从夫,妻不得有私财,甚至改嫁时不但不能带走夫之财产部分,并且连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亦由夫家作主。
(四)均衡观
中国古代有大量关于均衡的议论。如《尚书•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尚中庸,求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成为传统价值体系中最高的价值原则。在民事领域,更是主张公允适应、不偏不倚、崇尚稳定,注重调和,反对走极端。
例如,中国古代在债权关系方面相当注重对于债务人的保护。很早就有明确限制债务利息的法律,唐宋时法律原则上不保护计息借贷债权。均衡观在财产继承方面反映的尤为显著。自秦汉以后,在财产继承方面一直贯彻“诸子均分”的原则,无论嫡庶、长幼,在继承财产方面一律平等。遗嘱继承在中国民法史上一直被忽视,在被继承人有子女时,遗嘱尤其是份额不均的遗嘱完全不被认可。
(五)多种形式间的脱节
在中国古代社会,习惯法是有适用余地的。习惯法具有属人、属地的特性,而且反映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浓厚的亲情、乡情,因此,中国古代历代对习惯法都采取默认的态度。但错杂而不统一的各种民法渊源必然存在矛盾之处,两者若即若离。例如,古代社会主张“同姓不婚”。《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仗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但在山西清源,陕西长安、直隶、甘肃、湖北等地都流行同姓为婚,以至迫使官府认可其合法。再如,“尊卑为婚”,按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也迫于民间禁而不止,最后在附例中不得不规定:“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在清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除上述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矛盾外,由于立法技术不高和法理上的疏漏,即使在制定法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冲突。例如,为养父母服丧问题,《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规定为“斩衰三年”,《礼部则例》则规定为“齐衰不杖期”。
二、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民法忽视个人,不讲平等,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那就是“不发达”。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文化的原因, 具体分析如下:
(一)经济上:商品经济的落后
古今中外,凡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民法也较发达,凡是商品经济落后地区,其民法也较落后。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土壤和前提条件。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产仅用于自我消费,消费也基本上可以从自然经济中得到满足,个别物品的交换往往以物物相易的方式实现,货币交换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农民被迫依附于地主的土地忍受剥削、压迫,双方根本没有平等、交换可言。自然经济具有封闭性、孤立性、单一性和自足性的特点,它造成了生产者之间的隔离,而不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交往,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市场,因此,以交换为纽带的商品经济也就无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落后,束缚了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的发展。
(二)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束缚
中国古代的政体是专制主义政体。从秦统一天下建立皇帝制度起,两千年来专制皇权不断膨胀。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基础,严厉打击一切危及国家统治和皇帝安全的行为。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能直接产出生活或战争所需物质的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根本”,而把发展商品生产认为是本末倒置。如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 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富,主待农战而尊”。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凡事皆须务农,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历代统治者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多方加以限制,阻碍了民事关系的产生。一方面,对有利可图的盐、铁、丝稠、瓷器、茶叶、酒、矿山等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实行国家垄断,还颁布《盐法》、《茶律》限制私人经营;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给予种种限制和打击。如汉高祖刘邦对富商课以重税,不允许其子孙为吏,唐朝时将工商之人列为百工杂流,同巫师相提并论,宋朝时定商税以比较,明代禁止出境营商,禁止官宦家庭经营商业,否则子孙累世不得为吏,对宦官经商者处罪。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家国一体”。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到处充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向来忽视“个人”。在家族时代,家族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宗教、教育、经济以及现在专属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职能。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是某个家的成员,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文化上:重义轻利的观念
儒家传统文化历来推崇“重义轻利”的思想。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秦代以后,董仲舒又进一步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的反功利主义观点。“贵义贱利”的价值观,肯定了“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首要准则。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把义作为与仁等同的概念处理。义的概念,就孟子看来,其实是宗亲关系的引申。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义”成为普遍的道德要求,是儒家学说中人之所以为人的准则而加于人们的职责和义务。“重义轻利”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由于传统文化强调重义轻利,法律自然就排拒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追求,进而不断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这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正好契合。
近些年来,民法学界将较多的精力放在对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中国民法的继受性法文化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但关于中国民法如何与民族传统文化沟通连接、继承认同这一重要理论区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法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每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地域性风格。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变革总是取决于自身特定文化背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法法典化的社会基础,在完善民事立法和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在研究移植罗马法时,应注意到对传统文化的吸收,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把握。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否定了自由、平等、权利,中国民法文化先天不足,后天不良; 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成果之一,其中诸如集体本位观念、德法并重的思想、和谐观念、善良风俗等内容在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仍然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和古为今用的实践价值。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
上海市职业教育条例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职业教育条例
（2004年5月20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职业学校教育、职业培训及其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国家机关实施的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专门培训，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市的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本市职业教育应当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职业道德、就业能力、工作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
第四条市建立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人才培养与劳动就业相合，学校和企业相联系，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相衔接，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并重，与其他教育互相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
第五条本市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参与的多元化职业教育办学体制。
第六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发展职业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加强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领导、统筹协调和督导评估，引导、支持、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
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市职业学校教育和以文化为主的职业培训工作。区、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本条例规定的职责,管理职业学校教育和以文化为主的职业培训工作。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市以技能为主的职业培训工作。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本条例规定的职责，管理以技能为主的职业培训工作。
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别做好职业教育的相关管理工作。
第七条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履行本行业职业教育的协调和业务指导职责。
行业组织可以接受政府主管部门或者行业主管部门的委托，开展行业人力资源预测，制定行业职业教育和培训规划，指导行业职业教育、职工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
第八条本市建立和完善多渠道筹集职业教育资金的机制。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确保职业教育的财政性经费投入，并逐年增长。
本市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出资投入职业教育事业。
第九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采取措施，帮助妇女接受职业教育，组织失业人员接受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保障残疾人接受职业教育。
本市组织和举办多种形式的农村实用技术和非农产业的职业培训，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
第十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对在职业教育中作出显著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职业学校教育
第十一条职业学校教育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教育，分别由初等、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实施。
普通初中、高中和高等院校，可以按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统筹规划，实施同层次的职业学校教育。
残疾人的职业学校教育除由专门设置的残疾人职业学校实施外，还可以由前两款规定的职业学校实施。
第十二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举办发挥骨干和示范作用的职业学校。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办好所属的职业学校。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可以按照国家规定，举办职业学校。
职业学校的举办者可以独立办学，也可以联合办学。举办者联合办学的，应当签订联合办学合同。
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在本市合作举办职业学校的，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行业主管部门、行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可以委托学校实施相应的职业学校教育。委托实施职业学校教育的，应当签订委托合同。
第十四条高等职业学校的设立，由市人民政府审批。中等职业学校或者初等职业学校（职业班）的设立，由其所在地的区、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并向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设立职业学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组织机构和章程；
（二）有合格的教师；
（三）有符合规定标准的教学场所，有与职业教育相适应的设施、设备；
（四）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
第十六条申请举办职业学校的，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办报告，主要包括举办者、培养目标、办学层次、办学形式、经费筹措与管理使用等内容；
（二）学校章程；
（三）学校资产的有效证明；
（四）校长、教师、财会人员的资格证明文件。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七条申请设立职业学校的，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以书面形式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并送达申请人；其中申请设立高等职业学校的，审批机关自受理之日起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并送达申请人。
经批准设立的职业学校，审批机关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其颁发办学许可证。取得办学许可证的职业学校，应当依法办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
审批机关对批准设立的职业学校，应当通过政府网站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公示。
第十八条职业学校变更举办者或者分立、合并、终止的，应当依法进行清算。
职业学校变更名称、层次、类别、地址、举办者，或者分立、合并、终止的，应当向审批机关提出申请。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以书面形式答复，其中属高等职业学校的，审批机关自受理之日起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答复。职业学校终止的，应当妥善安置在校学生。终止的职业学校，应当向原审批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并由原审批机关收缴办学许可证，销毁印章。
职业学校清偿债务结束后，仍有剩余财产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职业学校应当按照招生的规定录取学生，不得有性别歧视，不得拒绝录取符合条件的残疾学生。
职业学校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学籍管理制度。
第二十条职业学校应当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实行产教结合，开展教育教学研究，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力市场需要，灵活设置专业和课程，积极发展面向本市支柱产业、新兴产业的专业，增强职业教育专业的适应性。
职业学校应当开发和编写体现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及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工艺、传统技术等具有职业教育特点的课程和教材。
职业学校应当按照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要求完成教学任务，组织实习教学，加强对学生的就业指导。
第二十一条职业学校的学生应当按照教学计划的要求，参加实训和上岗实习。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职业教育公共实训基地的建设，支持职业学校举办实训、实习基地，鼓励企业、事业单位为职业学校提供实习基地或者场所，接纳职业学校的学生实习。
对上岗实习的学生，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安排必要的带教老师，提供相应的劳动保护条件，并给予适当的补贴；职业学校应当配合实习单位做好实习期间学生的管理工作。
职业学校举办实习基地的，可以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二十二条接受职业学校教育的学生，经学校考核合格，按照家有关规定，获得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其他证书。
第二十三条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可以报考高等职业学校或者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学校专科毕业生可以报考高等职业学校或者普通高等学校的本科学习。
本市实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进入高等职业学校的择优推荐制度。
第二十四条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定本市职业学校不同类别的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
本市职业学校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由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财政行政管理部门拟订，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二十五条职业学校的举办者应当按照不低于本市同类别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足额拨付职业教育经费。
职业学校的基本建设经费需要，由举办者按照核定的学校规模安排落实。
第二十六条市教育费附加中用于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应当不低于22%。
除经常性拨款外，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安排一定数额的职业学校教育补助专款。
本市设立高等职业教育专项经费。专项经费的具体数额及使用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财政行政管理部门安排使用城市教育费附加、职业学校教育补助专款、高等职业教育专项经费等费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合理的原则。
第二十七条本市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信贷手段，扶持发展职业学校教育。
高等职业学校学生获得金融机构助学贷款的，政府应当给予其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同等的贴息待遇。
第三章职业培训
第二十八条业培训包括从业前培训、转业培训、学徒培训、在岗培训、转岗培训及其他文化或者技能的职业培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为初级、中级、高级职业培训。
职业培训由职业学校或者职业培训机构实施。
第二十九条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可以按照国家规定，举办职业培训机构。举办者可以独立办学也可以联合办学。举办者联合办学的，应当签订联合办学合同。
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在本市合作举办职业培训机构的办法，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条实施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职业培训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由区、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其中，实施高级职业培训的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区、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报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实施以初级、中级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培训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由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实施以高级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培训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审批。
第三十一条职业培训机构的设立，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
（二）有与培训任务相适应的教师和管理人员；
（三）有与进行培训相适应的场所、设施、设备；
（四）有相应的经费。
第三十二条中外合作职业培训机构外，职业培训机构的审批程序，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各自权限，参照本条例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执行。
经批准设立的职业培训机构，审批机关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其颁发办学许可证。取得办学许可证的职业培训机构，应当依法办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
审批机关对批准设立的职业培训机构，应当通过政府网站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公示。
第三十三条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制定培训计划，并按照培训计划开展职业培训，不得任意减少培训内容和培训课时。
接受职业培训的学生，经考核合格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相应的培训证书。
职业培训机构应当根据本市职业技能鉴定的要求，组织培训学员参加相应的职业技能鉴定。学员经考核合格的，可以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三十四条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向职业培训机构提供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引导职业培训机构合理设置专业。
由政府投资兴办的公共实训基地应当向社会开放。
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加强与用人单位的联系，建立培训机构与劳动力市场密切联系的机制。
第三十五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可以采用购买培训服务的方式，帮助劳动者提高劳动技能和就业能力。
第三十六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农村职业培训的投入，对农村职业培训机构予以扶持。
第三十七条企业、事业单位根据自身发展和岗位要求，制定本单位职工的职业培训规划和年度计划，并按照规划和年度计划组织实施。
企业、事业单位可以委托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对本单位的职工实施职业培训。委托实施职业培训的，应当签订委托合同。
第三十八条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职业培训经费；职工技术素质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可以按照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
职业培训经费必须专款专用，主要用于一线职工职业培训的费用。
企业应当向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工会报告职业培训经费的使用情况并定期公布，接受财务主管部门、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工会的检查监督。
第四章相关管理制度
第三十九条职业学校学历教育收费标准由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方案，市财政行政管理部门立项，市物价行政管理部门核价；其中，民办职业学校学历教育收费标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执行。
职业培训的收费标准由职业培训机构自主确定，报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物价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公示收费标准。
第四十条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应当依法建立财务、会计度和资产管理制度，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会计账簿。
第四十一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的教育督导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职业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估和指导，并将督导结果向社会公布。
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定期组织或者委托社会中介组织评估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二条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教师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教师资格。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可以根据职业教育的特点，聘请教师；可以根据专业技能培训的需要，聘请专业技术人员、高级技术工人、有特殊技能的人员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任教。
第四十三条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制定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培养培训规划，在本市高等院校、企业和相关单位建立培养培训基地。企业应当为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的实践和培训提供条件和方便。
第四十四条本市按照国家规定实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综合管理本市职业技能鉴定和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证书的核发管理工作。
第四十五条鼓励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实施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并重的“双证书”制度。
第四十六条鼓励境外职业资格认证机构在本市依法开展相关认证业务。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人事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境外职业资格证书的管理。
第四十七条市推行劳动预备制度，对未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在就业上岗前进行职业培训。
本市建立青年见习基地，对志愿报名的适龄青年，政府应当组织其在就业前到青年见习基地接受在岗职业技能训练。
第四十八条国家规定实行就业准入控制的职业（工种），用人单位应当从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中录用。
国家未规定实行就业准入控制的职业（工种），鼓励用人单位优先从经过相应职业培训的人员中录用。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有处理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五十条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或者其他从事职业教育的单位、个人在职业教育活动中，侵害受教育者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当事人对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二条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以及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五十三条本条例自2004年7月15日起施行。1987年9月24日上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上海市职业技术教育条例》和1988年1月9日上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的《上海市职工教育条例》同时废止。
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有关条款
第七十一条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按照预算核拨教育经费的，由同级人民政府限期核拨；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违反国家财政制度、财务制度，挪用、克扣教育经费的，由上级机关责令限期归还被挪用、克扣的经费，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五条反国家有关规定，举办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由教育行政部门予以撤销；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六条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招收学员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退回招收的学员，退还所收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七条招收学生工作中徇私舞弊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退回招收的人员；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八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退还所收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十条反本法规定，颁发学位证书、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收；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颁发证书的资格。
第八十一条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有关条款
第六十一条民办学校在教育活动中违反教育法、教师法规定的，依照教育法、教师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六十二条民办学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审批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分立、合并民办学校的；
（二）擅自改变民办学校名称、层次、类别和举办者的；
（三）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广告，骗取钱财的；
（四）非法颁发或者伪造学历证书、结业证书、培训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的；
（五）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六）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骗取办学许可证的；
（七）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
（八）恶意终止办学、抽逃资金或者挪用办学经费的。
第六十三条审批机关和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机关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已受理设立申请，逾期不予答复的；
（二）批准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申请的；
（三）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的；
（五）侵犯民办学校合法权益的；
（六）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第六十四条社会组织和个人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有关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符合本法及有关法律规定的民办学校条件的，可以补办审批手续；逾期仍达不到办学条件的，责令停止办学，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