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育保险办法（征求意见稿）》两点建议/孙斌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2 10:45:03 浏览:9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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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保部起草的《生育保险办法（征求意见稿）》在两个方面出现了亮点：一是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其职工纳入生育保险的范畴，这对于今后社会保险全民化是一大推进。二是规定缴纳生育保险比例超过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0.5%报人保部备案，这有利于人保部会同有关部门监督、指导备案的统筹地区生育保险基金的运行状况。
对该征求意见稿笔者认为应在生育保险待遇中增加男职工护理假补贴，需要对生育津贴的支付标准进行修改。
一、在生育保险待遇中列入男职工护理假补贴，这已经在很多省市已经实施，给予该补贴也符合计划生育所要求的优生优育原则。由于社会的高速发展，大多数工作岗位的人都承受着较大的压力。女职工产前（产后）抑郁症又多发于奉子成婚、28岁以上的高龄产妇、产前检查已确定婴儿有先天性疾病、生产后发现婴儿有身体缺陷或者婴儿出现新生儿并发症等女职工。女职工在生产初期特别需要家人特别是丈夫的关爱、照顾，给予男职工护理假不仅有利于稳定生产后女职工的情绪，更有利于让整个家庭开始适应新生儿到来后带来的一系列变化。
二、生育津贴按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计发。就这一标准而言虽然用人单位对该此有具体的数额，但并非所有的用人单位都是按职工的实际工资缴纳社会保险。由于缴纳社会保险基数在现阶段与职工的实际工资严重不符，社保经办机构及劳动行政部门尚无能力全面稽查。如果社保经办机构按照用人单位缴纳生育保险平均基数支付生育津贴，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行政复查申请。
为避免出现这一情况，笔者建议将生育津贴标准修改为：按女职工生产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标准计发，如社保经办机构核定的生育津贴低于该标准的，由用人单位补足差额。
作者：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 孙斌律师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686号武汉世界贸易大厦27层
邮箱：sunlvshi@2008.sina.com
博客：http://blog.sina.com.cn/sunlvshi2008
兰泉员工关系室：http://community.chinahrd.net/home.php?mod=space&uid=784991&do=index
对该征求意见稿笔者认为应在生育保险待遇中增加男职工护理假补贴，需要对生育津贴的支付标准进行修改。
一、在生育保险待遇中列入男职工护理假补贴，这已经在很多省市已经实施，给予该补贴也符合计划生育所要求的优生优育原则。由于社会的高速发展，大多数工作岗位的人都承受着较大的压力。女职工产前（产后）抑郁症又多发于奉子成婚、28岁以上的高龄产妇、产前检查已确定婴儿有先天性疾病、生产后发现婴儿有身体缺陷或者婴儿出现新生儿并发症等女职工。女职工在生产初期特别需要家人特别是丈夫的关爱、照顾，给予男职工护理假不仅有利于稳定生产后女职工的情绪，更有利于让整个家庭开始适应新生儿到来后带来的一系列变化。
二、生育津贴按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计发。就这一标准而言虽然用人单位对该此有具体的数额，但并非所有的用人单位都是按职工的实际工资缴纳社会保险。由于缴纳社会保险基数在现阶段与职工的实际工资严重不符，社保经办机构及劳动行政部门尚无能力全面稽查。如果社保经办机构按照用人单位缴纳生育保险平均基数支付生育津贴，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行政复查申请。
为避免出现这一情况，笔者建议将生育津贴标准修改为：按女职工生产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标准计发，如社保经办机构核定的生育津贴低于该标准的，由用人单位补足差额。
作者：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 孙斌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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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法律意义
内容提要 “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公布，是我国至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清除体制性障碍的第一声。这第一声，意味着我国自计划经济时代沿袭下来的歧视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取向成为历史。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可以与公有制经济主体一样，在同一起跑线上，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了。还意味着，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不一定非姓“公”了。因此，“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出台，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今后的发展，不仅有着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而且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而对我们的国家和“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来说，更加有着非同寻常的法律意义。
关键词 非公有制经济36条 法律意义
Abstract: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Non-Public Economy 36”is the first voice to clean the barriers of the Non-Public Economy development from the 1949. This means the discriminative regulation trend of circumscribing the Non-Public Economy is turning to be history. This means the Non-Public Economy objects can compete with the Public Economy objects fairly, and also means perhaps the main power to drive the economy is not definitely the Public Economy. Therefore,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Non-Public Economy 36”, not only has the practical meaning but the history meaning for national economy. To our nation and The Non-Public Economy objects, it has a special legal meaning.
Key words: The Non-Public Economy Legal meaning
“非公有制经济”，这个有着所有制经济成份的关键词，在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耳熟能详，人人皆知。大家都知道“非公有制经济”的含义与地位。与公有制经济相比，“非公有制经济”无非是“补充经济”或者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非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经济成份中的法律地位也居于次要地位。相应的，所从事非公有制经济活动的主体（指个体、私营企业和以私营、个体为主的股份制民营企业）也只能享有“次国民待遇”。几十年来，习惯如此。这也体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以公有制为主要经济成份的特色。然而，市场经济体制下，其主体没有主次之分，“领头羊”的身份是靠经济成份主体自己挣出来的。但是，打破旧有的习惯需要勇气与机遇。2005年2月24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有制经济３６条”）。这是至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清除体制性障碍的第一声。这第一声，意味着我国自计划经济时代沿袭下来的歧视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取向成为历史。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可以与公有制经济主体一样，在同一起跑线上，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了。还意味着，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不一定非姓“公”了。如此说来，“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出台，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今后的发展，不仅有着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而且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对我们的国家和“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来说，更加有着非同寻常的法律意义。
一、36条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法律地位
作为一种所有制成份的存在，由国家政策法律的肯定与认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任何一种所有制成份都将难以存续。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伴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而进行的，在政策上就已经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历程。１９８０年８月中央转发《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的文件，这是在政策上第一次对个体经济的肯定。１９８４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认可了“非公有制经济”为我国多种经济形式的一种形式，以后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从政策上不断得到逐步提高。1988年4月，我国《宪法》确立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同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89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宪法和《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开始对私营企业进行登记注册工作，当年共登记私营企业90581户。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使以私营、个体合作为主的股份制民营企业，在我国沿海城市迅速发展起来。
作为一种所有制成份的存在，在由国家政策肯定的同时，法律的确认也至关重要。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确认，最重要的是我国宪法的修正案。1988年，我国首次修改宪法时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次写入宪法；1999年又一次修宪时，非公有制经济由原来的“补充经济”成份被提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再次修宪，增加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内容，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由“引导、监督和管理”，变为“鼓励、支持和引导”。这一步一步的变化，使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有了充分的发展机会，并逐渐积累了巨大的能量，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也越来越大。然而，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在享受国民待遇问题上，其实际操作突破不大，制约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民营企业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到国际市场的拓展性发展受到了限制。尽管从1997年到2002年我国连续出台了《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和《中小企业促进法》等，这些被专家认为是涉及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法律。但是，《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可操作性不强，对中小企业并没有提供更多实质性的保护性措施。这说明问题仍然是来自于国家政策上和法律上的不完善。从国家的宏观政策层面上看，虽然宪法已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所有制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确认，但至今在具体法律上仍没有明确其法律地位，因而无法得到足够的法律保护。比如民营企业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国内市场准入及融资方面仍面临着一些明显的体制性障碍。这些法律与政策盲区，使民营企业在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方面都遭受不平等的待遇。
对以上情况，我国政府审时度势，就势而为，在加入WTO的大背景下，推出了“非公有制经济36条”，这是我国至建国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以此文件为分水岭，我国政府将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手段和举措，从分散的政策支持转为总体的制度保障。文件将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人格地位加以提升，全面放开民间投资准入领域，凡是对外商开放的行业与领域，都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凡是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民间资本同样享受。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与其他所有制主体一样，一视同仁，实行同等待遇。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原先的垄断行业和公共领域，这将使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个“质”的飞跃。同时，意味着从此“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法律地位得到了肯定，使他们可以与公有制经济主体一样可以参与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而不受限制了。
总之，“在比较重视意识形态之争的中国，非公经济能够得到快速发展，与其法律地位的确定有很大的关系。”①
二、36条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三公”原则
“三公”原则，是证券市场的基本原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政府管理的基本原则。作为证券市场的“三公”原则，是指在证券发行中，发行人应及时公开与发行证券相关的信息；在证券交易中，投资者获得公平的交易机会；而在证券市场管理和证券发行中，国家管理机构和发行人应该公正地对待所有的上市申请者和股东。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政府管理的“三公”原则。公开原则是指政府机关管理行为的透明度。要求政府机关将自己的管理内容、管理程序以及管理行为适时公开，增强政府机关经济管理、服务的效率和水平；公平原则是指各种所有制经济成份主体在市场竞争、市场交易中的平等，包括法律地位的平等、待遇平等、获得的竞争机会平等，以及在交易中权利义务的平等；公正原则，则是指国家政府机关应公正地给与不同所有制经济成份主体以同等的政策待遇，比如，对所有市场主体制定相同的竞争规则、标准来体现公正原则。其实，说到底，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政府管理的“三公”原则所体现的价值，一是秩序，二是效率，三是公平。公平不仅是指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公平，还包括社会总体的公平。社会总体公平，不但要求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也要求国家给与市场主体公平的机会，公平的政策待遇。同时，有了社会总体的公平，才能体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开与公正，国家社会也才能有真正的秩序和效率。
“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出台，是我国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坚定选择。“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规定，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政府管理的“三公”原则，体现了社会总体公平原则。比如在市场准入问题上，“36条”以一个正式的国家文件形式，向全世界承诺，要对本国公民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这不仅体现了“三公”原则，也体现了我国履行入世承诺的实际行动。在入世过渡的进程中，我国第一次为所有的市场主体构筑了公平竞争的市场平台，给与了所有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机会和公平的政策待遇。不管是公有制经济主体，还是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或是外商投资主体都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没有尊卑优先普通之说，这实在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另外，“36条”在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社会服务方面，也体现了公正原则，在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管方面，体现了公开原则。
三、36条将促进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36条”是国务院下发的政策性文件，具有行政法规的效用。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限于文件的自身性质，“36条”还只是一些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因此，“36条”第一条第1款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定：“国家有关部门与地方人民政府要尽快完成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性规定工作。清理和修订工作要在２００５年底前完成。”那么，目前涉及到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哪些呢?如果从民营企业的角度来说，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明确规定民营企业开业登记前，需要进行前置审查、审批或实行许可证制度的有20多部法律、60多部法规和规章，包括14个行业、149个经营项目，涉及公安、卫生、文化、旅游、房管、劳动等38个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且有些职能部门通过规章形式，自行规定实行许可证制度或擅自扩大实行许可证制度范围。因此，一些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有待废止、修改与完善。②
有关“非公有制经济”方面的待废止的法律，如《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试行办法》等。1988年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企业不得从事军工、金融业的生产经营”。国务院1990年1月颁布的《关于个体和私营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规定》中规定“国家不准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从事金融业、对外贸易业、轻工业、房地产开发业、铁路运输业、远洋运输业等重要行业。”这些与当前的“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规定相悖的法律法规当然应当及时废止。
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的待修改完善的法律，是指那些与当前的“非公有制经济36条”本意相悖的，与宪法修正案内容不相适应的，或者严重不符合宪法修正案要求的法律法规要进行修订，这涉及到《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担保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拆迁管理条例》、《合同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票据法》等等。以上法律法规到底影响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哪些方面？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在取得法人资格方面。以前，不同所有制经济成份主体，取得法人资格的条件也不同。国有、集体、股份合作制企业按照《国有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具有一定的注册资金，就可以取得企业法人资格，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外商独资企业按《外资企业法》的规定也可以取得法人资格，而个体、私营企业，不管是独资还是合伙都不能取得法人资格，这意味着这些主体在生产经营中只能承担无限责任或无限连带责任。如果按照《公司法》的规定，非公有制主体能够取得法人资格，也必须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其注册资本按照拟设立的公司的不同类别（生产、商品批发、商品零售和科技咨询服务），最少不能低于50万元、50万元、30万元、10万元。这样，对没有资金或者很少资金的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来说，要取得法人资格是不限制的限制。
2、在企业融资方面。《金融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禁止私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不允许上市发行股票，也不允许通过银行发行企业债券，限制了上规模、有发展潜力的私营企业在同等条件下的融资能力，增加了企业资金的使用成本。民营企业向银行贷款，也受到银行贷款条件、额度及担保条件的过分限制。《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还规定，不允许公司向合伙企业投资，或者与自然人组建合伙企业，因此，个体、合伙企业融资更加困难。
3、在申报自营进出口经营权方面。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个人独资企业应按33%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根据《个人所得税法》，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应从企业的收益中按20%的比例提取个人所得税。这种既收企业所得税又收个人所得税的双重征税制，必然增加个人独资企业的负担，限制个人投资办企业的积极性。
4、在破产保障制度方面。中国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竞争激烈，风险很大，经营亏损、倒闭破产在所难免，但中国的破产保障制度，仅有试行的国有企业《破产法》。另外，在《民事诉讼法》中有关于“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的一个程序，缺乏对民营企业的破产保障制度，导致在实践中倒闭破产的民营企业主不顾一切、一走了之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仅无法保障民营企业经营者及家庭的基本生活，影响民营企业的正常健康发展，也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最终，债权人的债权难以得到保障。
四、36条将树立反垄断的旗子
一个国家是否需要反垄断法，决定于它的经济体制。如果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根本手段，当生产力发展到企业兼并浪潮风起云涌时，自然形成垄断现象，垄断组织的出现，使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中小企业，被大企业以及企业集团所排挤、掠夺。那么，这个国家为了保护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必然要进行反垄断，制定反垄断法，为所有企业营造一个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如果一个国家是以计划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根本手段，则必然形成国家垄断，其政府部门会以行政命令式的手段限定行业垄断，对限定的行业限制部分经营者的市场准入。当然，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也就形不成竞争的市场氛围，就不可能进行反垄断，制定反垄断法。看来《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宪法”之法。
我国现在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已经明确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迅速增长，尤其是近几年来，企业在兼并中向大型化、集团化发展，垄断现象充斥市场。近些年来，外资企业、跨国公司在进入我国市场的情况下，借助我国对其的政策优势，也助推垄断的加剧，这就需要制定反垄断法。然而，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过渡期，１０多年前就开始酝酿的《反垄断法》，迄今为止，仍停留在“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阶段。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各界对涉及反垄断的一些原则性和方向性问题一直争执不下。这一现象说明，我国目前还不算是十足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其垄断的性质多为行政性垄断，而不是纯粹的自然性垄断。因此，《反垄断法》的产生也就难以突破。
“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出台，打破了这一尴尬的僵局，允许民营和私营企业可以进入垄断行业、基础设施领域和社会公益性部门乃至国防工业。在金融、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将成为其中的竞争主体之一。
“36条”的规定，是对我国长期以来行政性行业垄断的突破。全国工商联的新近调查显示，民营企业主要分布在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商业等１５个行业。从调研数据来看，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７９％）和商业类第三产业（２０％）。③经过长期的发展，民营企业已经成长出许多在国内国际市场中颇有实力的知名大企业，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中，不少民营企业准备进入，或者已经进入钢铁、汽车、微电子等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行业，这说明民营企业有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方面的要求。但这方面的进入通道仍然不通畅，很多行业的准入门槛过高，行业限制仍然很大，特别是在铁路、电力、石油、电信、民航等国有垄断行业。众所周知，我国很多所谓的垄断行业，如民航、石油等实际上并不属于自然垄断，而是通过行政命令形成的。一些行业之所以长期对民营企业紧闭大门，主要是因为许多政府部门职能错位，直接参与到某些行业的经营当中，由此导致对这些行业的垄断以维持高额的利税来源。垄断导致进入不充分，有效供应不足，价格向上走，也使一些垄断行业成为经济发展瓶颈，如水、电、收费公路、地铁等行业。显然，这是一种带有浓重行政干预色彩的垄断。而“36条”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也就必然意味着对行政性垄断的突破，为我国的反垄断树起了一面旗子。
五、36条明确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
“36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财产，不得非法改变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的权属关系。这一规定明确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问题，也结束了私营企业、个体挂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因财产归宿而发生纠纷的历史。在此之前，尽管宪法已经明确宣示,国家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但由于宪法对保护公共财产的宣示要强烈得多(宪法第一章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国家和集体的财产),这种区别性的宣示可能被理解为区别性的政策,所以仍然有必要在法律和相关文件中进一步强调对私人财产的保护。旧话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种观念是说，国家富有了，人民才有饭吃，所以保护公有财产是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其实这种观念现在应该倒过来理解，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因为，溪流成河，百川归海。人民富裕了，国家就更加强大了，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民间的财富积累，再怎么富也富不起来。因此，保护私有财产的政策是英明之举。“36条”在我国社会长期对财产保护观念不清的情况下，明前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这不但是财产明晰的一大进步，而且是对“非公有制经济”存续、发展的实质意义上的保护。
以上是笔者对“非公有制经济36条”法律意义的解读，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注：①人大财经委经济室主任李鲁阳在“全球财经观察”网上对36条出台的评说
②中国网
③《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河南日报2005/7/1 第4版
——河南财经学院法学系 任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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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办法
2010年7月29日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本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监督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常务委员会依据监督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办法行使监督职权。
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的程序，适用监督法和本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应当围绕国家和本省工作大局，结合本地实际，对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开展监督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接受监督。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下列工作实施监督：
(一)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遵守和执行宪法、法律、法规以及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情况；
(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计划、预算以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其作出的部分变更决定的执行情况；
(三)本行政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社会保障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四)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履行审判职能、检察职能的重要情况；
(五)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
(六)来信来访反映的重大或者普遍的问题；
(七)本级人民政府发布的规章或者决定、命令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八)应当由常务委员会实施监督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对同级人民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和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行使备案审查和撤销的职权。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况，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接受监督。
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况，通过常务委员会公报、常务委员会网站(网页)、新闻媒体等形式向社会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第二章 听取和审议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
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每年第一季度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并向社会公布。
主任会议调整的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应当重新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并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听取和审议该专项工作报告三十日前通知报告机关。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应当组织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可以邀请当地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相关专家参加。受邀人员可以列席或者旁听常务委员会会议，并对专项工作报告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三十日前，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将视察、专题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以及各方面对该项工作的意见汇总，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室)交由报告机关研究。报告机关应当在专项工作报告中提出相关处理意见或者作出说明。
第十一条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二十日前，由其办事机构将专项工作报告送交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应当在五日内将意见回复报告机关。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对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修改后，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十日前送交常务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七日前，将专项工作报告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临时召集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不适用前三款时限规定。
第十二条 专项工作报告不能按照监督法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如期送交的，报告机关应当说明原因，由主任会议决定不列入当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并根据情况列入下一次或者以后的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第十三条 专项工作报告由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综合性、全局性的重大事项，由正职报告或者受正职委托的副职报告；涉及两个以上政府部门专题性工作的，由政府分管的副职报告；涉及一个部门单一性工作的，由政府委托的部门主要负责人报告。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时，有关机关的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审议的意见和建议，回答询问。
第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对专项工作报告，重点审议下列内容：
(一)报告机关是否依法开展有关专项工作；
(二)报告的情况是否客观真实；
(三)工作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四)改进工作的措施。
第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经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整理，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室)在常务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十日内，交由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研究处理。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收到审议意见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研究处理情况送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征求意见后，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
第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对专项工作报告或者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作出决议、决定。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决议、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决议、决定的执行情况。
第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的专项工作报告及审议意见，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决定情况的报告，由常务委员会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八条 市(州)和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听取和审议本行政区域内负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省以下垂直领导部门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
审议意见涉及重大问题的，报请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交同级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第三章 审查和批准决算、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六月至九月期间，将上一年度的本级决算草案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人民政府提请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决算草案，应当提交决算编制说明、预算收支决算表以及审查和批准决算草案所需要的其他材料，决算草案还应当附政府性基金等收支决算表。
决算草案应当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常务委员会批准的预算调整方案和人民政府报告的预算超收收入使用方案以及上级补助等项目分科目编制，按预算数、调整数或者变更数以及实际执行数分别列出，并作出说明。
第二十条 常务委员会对决算草案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重点审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三)重点支出的安排和资金到位情况；
(四)部门预算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
(五)上级财政补助资金和转移支付资金的安排和使用情况；
(六)对下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安排情况；
(七)预算超收收入的安排和使用情况；
(八)预备费的使用管理情况；
(九)对审计报告提出的问题的纠正情况；
(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批准预算的决议的执行情况；
(十一)其他需要审查的内容。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决算草案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就决算的有关问题提出询问或者质询；决算草案涉及问题特别重大或者重大事实不清的，常务委员会可以依法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六月至九月期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本年度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
经济运行出现重大情况或者预算执行中出现重大问题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二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执行情况报告，重点审查下列内容：
(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指标、主要措施及落实完成情况；
(二)政府重大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和重大建设项目进展情况；
(三)城乡居民收入和解决民生问题情况；
(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五)资源开发利用和节能减排情况；
(六)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七)其他需要重点审查的内容。
第二十四条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需要作部分调整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的时间，将调整方案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严格控制不同预算科目之间的资金调整。预算安排的农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专项资金确需调减的，应当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本级人民政府动用预算超收收入追加支出时，应当编制预算超收收入使用方案，并由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向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委员会汇报。预算超收收入使用情况，应当提请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第二十五条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执行第三年的下半年，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提出规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
五年规划方案经中期评估需要作部分调整的，人民政府应当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调整方案提请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第二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听取人民政府关于政府性债务情况的专项报告。
第二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每年审查和批准决算草案的同时，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提出的审计机关关于上一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和审计评价；
(二)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审计机关的处理措施；
(三)上一年度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问题的纠正情况和处理结果。
常务委员会可以要求人民政府责成审计机关就预算执行中的重大问题或者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资金使用问题进行专项审计，并听取和审议关于专项审计的工作报告。
第二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对审计工作报告作出决议。人民政府应当在决议规定的期限内，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决议的执行情况。
常务委员会对审计工作报告中反映的重点问题及其整改情况，可以交由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财政经济工作机构开展跟踪监督，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监督结果。
第二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和批准决算草案，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调整方案、预算超收收入使用方案，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调整方案的十日前，人民政府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提交相关报告材料。
第三十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本级决算草案，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审查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调整方案、预算超收收入使用方案，审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调整方案时，可以邀请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列席会议，参加审议；人民政府分管负责人及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列席会议，说明情况，回答询问。
第三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和建议，在常务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十日内，交由本级人民政府研究办理，人民政府应当在三个月内将研究办理情况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报告。
常务委员会听取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及审议意见，人民政府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
第四章 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相关的专门委员会根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遵守和执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国家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决议、决定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第三十三条 执法检查的议题，根据下列情况确定
(一)本级常务委员会在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集中反映的问题；
(三)本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提出的比较集中的问题；
(四)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五)来信来访集中反映的问题；
(六)社会普遍关注的其他问题。
第三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年度计划，经主任会议通过，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并向社会公布。
执法检查年度计划需要作个别调整的，由主任会议决定。
第三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成立执法检查组，执法检查组成员，从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关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及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负责人中确定，并可以邀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本级以及被检查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有关专业人员参加。
第三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托的执法检查，主任会议根据委托的执法检查内容，决定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组织实施。
省、市(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需要可以委托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托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执法检查时，受委托的常务委员会可以邀请当地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者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
执法检查结束后，检查组应当提出执法检查报告，经主任会议讨论通过后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七条 执法检查报告包括下列内容：
(一)执法检查工作的基本情况；
(二)法律、法规、决议、决定的执行情况；
(三)法律、法规、决议、决定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改进执法工作的意见；
(五)修改完善有关法律、法规的建议。
第三十八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执法检查报告，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的负责人应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还可以就法律、法规实施中的重要问题提出质询；必要时常务委员会会议可以做出有关决定。
第三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执法检查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经主任会议决定，交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研究处理，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应当在六个月内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处理情况的书面报告。
省人大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执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由专门委员会转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有关部门应向专门委员会汇报整改情况。专门委员会如对汇报不满意，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审议意见处理情况的报告以及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对该报告提出的意见，一并由主任会议决定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四十条 主任会议对执法检查工作报告审议意见处理情况的报告，可以按下列方式处理：
(一)提请常务委员会对执法检查工作报告作出决议，交由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执行，并在决议规定期限内向常务委员会报告执行情况；
(二)由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就有关事项提出处理的补充报告；
(三)由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重新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处理情况的报告。
第四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下列情况可以组织执法情况跟踪检查：
(一)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整改工作措施不力，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多数人不满意的；
(二)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已经采取整改措施，但有必要对整改目标的实现情况进行跟踪检查的；
(三)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以及其他情况需要进行跟踪检查的。
跟踪检查由执法检查组或者常务委员会委托的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实施，并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
第四十二条 执法检查组不直接处理具体案件。具体案件应按有关规定转由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按照法定程序办理。
第四十三条 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特别重大的典型违法案件，常务委员会可依法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第四十四条 对执法检查报告及其审议意见，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对执法检查报告及其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典型违法事件及其处理结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开发布。
新闻媒体应当及时宣传、报道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的执法检查活动。
第五章 询问和质询
第四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时，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派有关负责人员，按照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的通知参加会议，回答询问。
第四十六条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省、市(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质询案应当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第四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就下列事项提出质询案：
(一)有关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方面的问题；
(二)有关执行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方面的问题；
(三)有关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方面的重大问题；
(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五)其他需要质询的事项。
第四十八条 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
质询案在有关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案人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并由有关专门委员会向常务委员会或者主任会议提出质询结果的报告。
第四十九条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复；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签署。
第五十条 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对质询案的答复不满意时，经主任会议决定，受质询机关应当进一步研究解决质询案提出的问题，并重新作出答复。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再次答复仍不满意的，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将质询案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常务委员会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五十一条 质询案中涉及待处理的具体事项，主任会议可以交由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督办，并由督办机构向下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受质询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书面答复提出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并报送督办机构。
第六章 特定问题调查
第五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对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需要作出决议、决定，但有关重大事实不清的，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第五十三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分之一以上书面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第五十四条 调查委员会成员应当不少于五人。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提名，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调查委员会根据需要，可以聘请有关专家或者抽调有关机关工作人员参与调查工作。
与调查的问题有利害关系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人员不得参加调查委员会。
第五十五条 调查委员会应当根据调查事项制定工作方案。在调查过程中，有权就调查事项听取有关单位负责人的汇报，询问有关人员，查阅有关案卷和材料，组织必要的技术鉴定。
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应当配合调查委员会开展工作，如实提供相关情况和材料。
调查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或者提供材料的公民要求对材料来源保密的，调查委员会应当予以保密。
调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可以不公布调查的情况和材料。
第五十六条 调查委员会应当在调查结束后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当包括调查事由、调查过程、调查结论、处理建议等内容。调查委员会成员对调查结论、处理建议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在调查报告中写明。调查委员会成员应当在调查报告上署名。
常务委员会根据调查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七章 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对监督法第四十四条所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撤职案。
经主任会议研究通过，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对监督法第四十四条所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撤职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分之一以上书面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对监督法第四十四条所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撤职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由主任会议提议，经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组织调查委员会，由以后的常务委员会会议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决定。
第五十八条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提出撤职案的，由其负责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撤职案的说明。
主任会议提出撤职案的，由主任会议委托的人员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撤职案的说明。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联名提出撤职案的，由领衔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撤职案的说明。
第五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撤职案时，被提请撤职的人员所在机关的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审议情况，回答询问；必要时，应当提供相应材料。
撤职案在提请表决前，被提出撤职的人员有权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口头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书面申辩意见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六十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撤职案遇到需要调查的问题时，由主任会议责成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及时调查核实并向会议报告；如果会议期间无法查清的，由主任会议决定中止审议、继续调查或者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由以后的常务委员会会议根据调查情况审议决定。
对撤职案进行调查的期限不得超过六十日。有关调查的具体事项由主任会议决定。
第六十一条 撤职案的表决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过半数通过有效。
第八章 附则
第六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甘肃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实施监督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内容提要 “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公布，是我国至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清除体制性障碍的第一声。这第一声，意味着我国自计划经济时代沿袭下来的歧视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取向成为历史。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可以与公有制经济主体一样，在同一起跑线上，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了。还意味着，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不一定非姓“公”了。因此，“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出台，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今后的发展，不仅有着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而且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而对我们的国家和“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来说，更加有着非同寻常的法律意义。
关键词 非公有制经济36条 法律意义
Abstract: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Non-Public Economy 36”is the first voice to clean the barriers of the Non-Public Economy development from the 1949. This means the discriminative regulation trend of circumscribing the Non-Public Economy is turning to be history. This means the Non-Public Economy objects can compete with the Public Economy objects fairly, and also means perhaps the main power to drive the economy is not definitely the Public Economy. Therefore,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Non-Public Economy 36”, not only has the practical meaning but the history meaning for national economy. To our nation and The Non-Public Economy objects, it has a special legal meaning.
Key words: The Non-Public Economy Legal meaning
“非公有制经济”，这个有着所有制经济成份的关键词，在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耳熟能详，人人皆知。大家都知道“非公有制经济”的含义与地位。与公有制经济相比，“非公有制经济”无非是“补充经济”或者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非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经济成份中的法律地位也居于次要地位。相应的，所从事非公有制经济活动的主体（指个体、私营企业和以私营、个体为主的股份制民营企业）也只能享有“次国民待遇”。几十年来，习惯如此。这也体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以公有制为主要经济成份的特色。然而，市场经济体制下，其主体没有主次之分，“领头羊”的身份是靠经济成份主体自己挣出来的。但是，打破旧有的习惯需要勇气与机遇。2005年2月24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有制经济３６条”）。这是至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清除体制性障碍的第一声。这第一声，意味着我国自计划经济时代沿袭下来的歧视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取向成为历史。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可以与公有制经济主体一样，在同一起跑线上，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了。还意味着，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不一定非姓“公”了。如此说来，“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出台，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今后的发展，不仅有着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而且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对我们的国家和“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来说，更加有着非同寻常的法律意义。
一、36条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法律地位
作为一种所有制成份的存在，由国家政策法律的肯定与认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任何一种所有制成份都将难以存续。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伴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而进行的，在政策上就已经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历程。１９８０年８月中央转发《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的文件，这是在政策上第一次对个体经济的肯定。１９８４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认可了“非公有制经济”为我国多种经济形式的一种形式，以后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从政策上不断得到逐步提高。1988年4月，我国《宪法》确立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同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89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宪法和《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开始对私营企业进行登记注册工作，当年共登记私营企业90581户。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使以私营、个体合作为主的股份制民营企业，在我国沿海城市迅速发展起来。
作为一种所有制成份的存在，在由国家政策肯定的同时，法律的确认也至关重要。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确认，最重要的是我国宪法的修正案。1988年，我国首次修改宪法时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次写入宪法；1999年又一次修宪时，非公有制经济由原来的“补充经济”成份被提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再次修宪，增加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内容，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由“引导、监督和管理”，变为“鼓励、支持和引导”。这一步一步的变化，使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有了充分的发展机会，并逐渐积累了巨大的能量，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也越来越大。然而，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在享受国民待遇问题上，其实际操作突破不大，制约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民营企业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到国际市场的拓展性发展受到了限制。尽管从1997年到2002年我国连续出台了《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和《中小企业促进法》等，这些被专家认为是涉及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法律。但是，《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可操作性不强，对中小企业并没有提供更多实质性的保护性措施。这说明问题仍然是来自于国家政策上和法律上的不完善。从国家的宏观政策层面上看，虽然宪法已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所有制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确认，但至今在具体法律上仍没有明确其法律地位，因而无法得到足够的法律保护。比如民营企业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国内市场准入及融资方面仍面临着一些明显的体制性障碍。这些法律与政策盲区，使民营企业在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方面都遭受不平等的待遇。
对以上情况，我国政府审时度势，就势而为，在加入WTO的大背景下，推出了“非公有制经济36条”，这是我国至建国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以此文件为分水岭，我国政府将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手段和举措，从分散的政策支持转为总体的制度保障。文件将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人格地位加以提升，全面放开民间投资准入领域，凡是对外商开放的行业与领域，都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凡是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民间资本同样享受。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与其他所有制主体一样，一视同仁，实行同等待遇。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原先的垄断行业和公共领域，这将使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个“质”的飞跃。同时，意味着从此“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法律地位得到了肯定，使他们可以与公有制经济主体一样可以参与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而不受限制了。
总之，“在比较重视意识形态之争的中国，非公经济能够得到快速发展，与其法律地位的确定有很大的关系。”①
二、36条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三公”原则
“三公”原则，是证券市场的基本原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政府管理的基本原则。作为证券市场的“三公”原则，是指在证券发行中，发行人应及时公开与发行证券相关的信息；在证券交易中，投资者获得公平的交易机会；而在证券市场管理和证券发行中，国家管理机构和发行人应该公正地对待所有的上市申请者和股东。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政府管理的“三公”原则。公开原则是指政府机关管理行为的透明度。要求政府机关将自己的管理内容、管理程序以及管理行为适时公开，增强政府机关经济管理、服务的效率和水平；公平原则是指各种所有制经济成份主体在市场竞争、市场交易中的平等，包括法律地位的平等、待遇平等、获得的竞争机会平等，以及在交易中权利义务的平等；公正原则，则是指国家政府机关应公正地给与不同所有制经济成份主体以同等的政策待遇，比如，对所有市场主体制定相同的竞争规则、标准来体现公正原则。其实，说到底，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政府管理的“三公”原则所体现的价值，一是秩序，二是效率，三是公平。公平不仅是指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公平，还包括社会总体的公平。社会总体公平，不但要求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也要求国家给与市场主体公平的机会，公平的政策待遇。同时，有了社会总体的公平，才能体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开与公正，国家社会也才能有真正的秩序和效率。
“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出台，是我国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坚定选择。“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规定，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政府管理的“三公”原则，体现了社会总体公平原则。比如在市场准入问题上，“36条”以一个正式的国家文件形式，向全世界承诺，要对本国公民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这不仅体现了“三公”原则，也体现了我国履行入世承诺的实际行动。在入世过渡的进程中，我国第一次为所有的市场主体构筑了公平竞争的市场平台，给与了所有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机会和公平的政策待遇。不管是公有制经济主体，还是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或是外商投资主体都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没有尊卑优先普通之说，这实在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另外，“36条”在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社会服务方面，也体现了公正原则，在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管方面，体现了公开原则。
三、36条将促进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36条”是国务院下发的政策性文件，具有行政法规的效用。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限于文件的自身性质，“36条”还只是一些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因此，“36条”第一条第1款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定：“国家有关部门与地方人民政府要尽快完成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性规定工作。清理和修订工作要在２００５年底前完成。”那么，目前涉及到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哪些呢?如果从民营企业的角度来说，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明确规定民营企业开业登记前，需要进行前置审查、审批或实行许可证制度的有20多部法律、60多部法规和规章，包括14个行业、149个经营项目，涉及公安、卫生、文化、旅游、房管、劳动等38个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且有些职能部门通过规章形式，自行规定实行许可证制度或擅自扩大实行许可证制度范围。因此，一些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有待废止、修改与完善。②
有关“非公有制经济”方面的待废止的法律，如《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试行办法》等。1988年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企业不得从事军工、金融业的生产经营”。国务院1990年1月颁布的《关于个体和私营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规定》中规定“国家不准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从事金融业、对外贸易业、轻工业、房地产开发业、铁路运输业、远洋运输业等重要行业。”这些与当前的“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规定相悖的法律法规当然应当及时废止。
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的待修改完善的法律，是指那些与当前的“非公有制经济36条”本意相悖的，与宪法修正案内容不相适应的，或者严重不符合宪法修正案要求的法律法规要进行修订，这涉及到《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担保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拆迁管理条例》、《合同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票据法》等等。以上法律法规到底影响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哪些方面？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在取得法人资格方面。以前，不同所有制经济成份主体，取得法人资格的条件也不同。国有、集体、股份合作制企业按照《国有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具有一定的注册资金，就可以取得企业法人资格，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外商独资企业按《外资企业法》的规定也可以取得法人资格，而个体、私营企业，不管是独资还是合伙都不能取得法人资格，这意味着这些主体在生产经营中只能承担无限责任或无限连带责任。如果按照《公司法》的规定，非公有制主体能够取得法人资格，也必须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其注册资本按照拟设立的公司的不同类别（生产、商品批发、商品零售和科技咨询服务），最少不能低于50万元、50万元、30万元、10万元。这样，对没有资金或者很少资金的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来说，要取得法人资格是不限制的限制。
2、在企业融资方面。《金融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禁止私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不允许上市发行股票，也不允许通过银行发行企业债券，限制了上规模、有发展潜力的私营企业在同等条件下的融资能力，增加了企业资金的使用成本。民营企业向银行贷款，也受到银行贷款条件、额度及担保条件的过分限制。《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还规定，不允许公司向合伙企业投资，或者与自然人组建合伙企业，因此，个体、合伙企业融资更加困难。
3、在申报自营进出口经营权方面。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个人独资企业应按33%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根据《个人所得税法》，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应从企业的收益中按20%的比例提取个人所得税。这种既收企业所得税又收个人所得税的双重征税制，必然增加个人独资企业的负担，限制个人投资办企业的积极性。
4、在破产保障制度方面。中国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竞争激烈，风险很大，经营亏损、倒闭破产在所难免，但中国的破产保障制度，仅有试行的国有企业《破产法》。另外，在《民事诉讼法》中有关于“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的一个程序，缺乏对民营企业的破产保障制度，导致在实践中倒闭破产的民营企业主不顾一切、一走了之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仅无法保障民营企业经营者及家庭的基本生活，影响民营企业的正常健康发展，也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最终，债权人的债权难以得到保障。
四、36条将树立反垄断的旗子
一个国家是否需要反垄断法，决定于它的经济体制。如果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根本手段，当生产力发展到企业兼并浪潮风起云涌时，自然形成垄断现象，垄断组织的出现，使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中小企业，被大企业以及企业集团所排挤、掠夺。那么，这个国家为了保护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必然要进行反垄断，制定反垄断法，为所有企业营造一个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如果一个国家是以计划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根本手段，则必然形成国家垄断，其政府部门会以行政命令式的手段限定行业垄断，对限定的行业限制部分经营者的市场准入。当然，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也就形不成竞争的市场氛围，就不可能进行反垄断，制定反垄断法。看来《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宪法”之法。
我国现在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已经明确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迅速增长，尤其是近几年来，企业在兼并中向大型化、集团化发展，垄断现象充斥市场。近些年来，外资企业、跨国公司在进入我国市场的情况下，借助我国对其的政策优势，也助推垄断的加剧，这就需要制定反垄断法。然而，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过渡期，１０多年前就开始酝酿的《反垄断法》，迄今为止，仍停留在“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阶段。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各界对涉及反垄断的一些原则性和方向性问题一直争执不下。这一现象说明，我国目前还不算是十足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其垄断的性质多为行政性垄断，而不是纯粹的自然性垄断。因此，《反垄断法》的产生也就难以突破。
“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出台，打破了这一尴尬的僵局，允许民营和私营企业可以进入垄断行业、基础设施领域和社会公益性部门乃至国防工业。在金融、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将成为其中的竞争主体之一。
“36条”的规定，是对我国长期以来行政性行业垄断的突破。全国工商联的新近调查显示，民营企业主要分布在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商业等１５个行业。从调研数据来看，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７９％）和商业类第三产业（２０％）。③经过长期的发展，民营企业已经成长出许多在国内国际市场中颇有实力的知名大企业，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中，不少民营企业准备进入，或者已经进入钢铁、汽车、微电子等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行业，这说明民营企业有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方面的要求。但这方面的进入通道仍然不通畅，很多行业的准入门槛过高，行业限制仍然很大，特别是在铁路、电力、石油、电信、民航等国有垄断行业。众所周知，我国很多所谓的垄断行业，如民航、石油等实际上并不属于自然垄断，而是通过行政命令形成的。一些行业之所以长期对民营企业紧闭大门，主要是因为许多政府部门职能错位，直接参与到某些行业的经营当中，由此导致对这些行业的垄断以维持高额的利税来源。垄断导致进入不充分，有效供应不足，价格向上走，也使一些垄断行业成为经济发展瓶颈，如水、电、收费公路、地铁等行业。显然，这是一种带有浓重行政干预色彩的垄断。而“36条”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也就必然意味着对行政性垄断的突破，为我国的反垄断树起了一面旗子。
五、36条明确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
“36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财产，不得非法改变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的权属关系。这一规定明确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问题，也结束了私营企业、个体挂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因财产归宿而发生纠纷的历史。在此之前，尽管宪法已经明确宣示,国家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但由于宪法对保护公共财产的宣示要强烈得多(宪法第一章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国家和集体的财产),这种区别性的宣示可能被理解为区别性的政策,所以仍然有必要在法律和相关文件中进一步强调对私人财产的保护。旧话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种观念是说，国家富有了，人民才有饭吃，所以保护公有财产是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其实这种观念现在应该倒过来理解，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因为，溪流成河，百川归海。人民富裕了，国家就更加强大了，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民间的财富积累，再怎么富也富不起来。因此，保护私有财产的政策是英明之举。“36条”在我国社会长期对财产保护观念不清的情况下，明前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这不但是财产明晰的一大进步，而且是对“非公有制经济”存续、发展的实质意义上的保护。
以上是笔者对“非公有制经济36条”法律意义的解读，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注：①人大财经委经济室主任李鲁阳在“全球财经观察”网上对36条出台的评说
②中国网
③《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河南日报2005/7/1 第4版
——河南财经学院法学系 任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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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实施《监督法》办法
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办法
2010年7月29日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本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监督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常务委员会依据监督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办法行使监督职权。
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的程序，适用监督法和本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应当围绕国家和本省工作大局，结合本地实际，对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开展监督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接受监督。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下列工作实施监督：
(一)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遵守和执行宪法、法律、法规以及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情况；
(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计划、预算以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其作出的部分变更决定的执行情况；
(三)本行政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社会保障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四)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履行审判职能、检察职能的重要情况；
(五)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
(六)来信来访反映的重大或者普遍的问题；
(七)本级人民政府发布的规章或者决定、命令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八)应当由常务委员会实施监督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对同级人民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和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行使备案审查和撤销的职权。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况，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接受监督。
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况，通过常务委员会公报、常务委员会网站(网页)、新闻媒体等形式向社会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第二章 听取和审议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
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每年第一季度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并向社会公布。
主任会议调整的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应当重新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并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听取和审议该专项工作报告三十日前通知报告机关。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应当组织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可以邀请当地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相关专家参加。受邀人员可以列席或者旁听常务委员会会议，并对专项工作报告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三十日前，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将视察、专题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以及各方面对该项工作的意见汇总，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室)交由报告机关研究。报告机关应当在专项工作报告中提出相关处理意见或者作出说明。
第十一条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二十日前，由其办事机构将专项工作报告送交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应当在五日内将意见回复报告机关。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对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修改后，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十日前送交常务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七日前，将专项工作报告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临时召集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不适用前三款时限规定。
第十二条 专项工作报告不能按照监督法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如期送交的，报告机关应当说明原因，由主任会议决定不列入当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并根据情况列入下一次或者以后的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第十三条 专项工作报告由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综合性、全局性的重大事项，由正职报告或者受正职委托的副职报告；涉及两个以上政府部门专题性工作的，由政府分管的副职报告；涉及一个部门单一性工作的，由政府委托的部门主要负责人报告。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时，有关机关的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审议的意见和建议，回答询问。
第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对专项工作报告，重点审议下列内容：
(一)报告机关是否依法开展有关专项工作；
(二)报告的情况是否客观真实；
(三)工作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四)改进工作的措施。
第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经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整理，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室)在常务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十日内，交由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研究处理。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收到审议意见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研究处理情况送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征求意见后，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
第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对专项工作报告或者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作出决议、决定。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决议、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决议、决定的执行情况。
第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的专项工作报告及审议意见，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决定情况的报告，由常务委员会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八条 市(州)和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听取和审议本行政区域内负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省以下垂直领导部门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
审议意见涉及重大问题的，报请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交同级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第三章 审查和批准决算、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六月至九月期间，将上一年度的本级决算草案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人民政府提请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决算草案，应当提交决算编制说明、预算收支决算表以及审查和批准决算草案所需要的其他材料，决算草案还应当附政府性基金等收支决算表。
决算草案应当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常务委员会批准的预算调整方案和人民政府报告的预算超收收入使用方案以及上级补助等项目分科目编制，按预算数、调整数或者变更数以及实际执行数分别列出，并作出说明。
第二十条 常务委员会对决算草案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重点审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三)重点支出的安排和资金到位情况；
(四)部门预算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
(五)上级财政补助资金和转移支付资金的安排和使用情况；
(六)对下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安排情况；
(七)预算超收收入的安排和使用情况；
(八)预备费的使用管理情况；
(九)对审计报告提出的问题的纠正情况；
(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批准预算的决议的执行情况；
(十一)其他需要审查的内容。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决算草案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就决算的有关问题提出询问或者质询；决算草案涉及问题特别重大或者重大事实不清的，常务委员会可以依法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六月至九月期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本年度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
经济运行出现重大情况或者预算执行中出现重大问题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二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执行情况报告，重点审查下列内容：
(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指标、主要措施及落实完成情况；
(二)政府重大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和重大建设项目进展情况；
(三)城乡居民收入和解决民生问题情况；
(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五)资源开发利用和节能减排情况；
(六)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七)其他需要重点审查的内容。
第二十四条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需要作部分调整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的时间，将调整方案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严格控制不同预算科目之间的资金调整。预算安排的农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专项资金确需调减的，应当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本级人民政府动用预算超收收入追加支出时，应当编制预算超收收入使用方案，并由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向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委员会汇报。预算超收收入使用情况，应当提请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第二十五条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执行第三年的下半年，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提出规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
五年规划方案经中期评估需要作部分调整的，人民政府应当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调整方案提请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第二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听取人民政府关于政府性债务情况的专项报告。
第二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每年审查和批准决算草案的同时，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提出的审计机关关于上一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和审计评价；
(二)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审计机关的处理措施；
(三)上一年度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问题的纠正情况和处理结果。
常务委员会可以要求人民政府责成审计机关就预算执行中的重大问题或者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资金使用问题进行专项审计，并听取和审议关于专项审计的工作报告。
第二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对审计工作报告作出决议。人民政府应当在决议规定的期限内，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决议的执行情况。
常务委员会对审计工作报告中反映的重点问题及其整改情况，可以交由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财政经济工作机构开展跟踪监督，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监督结果。
第二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和批准决算草案，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调整方案、预算超收收入使用方案，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调整方案的十日前，人民政府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提交相关报告材料。
第三十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本级决算草案，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审查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调整方案、预算超收收入使用方案，审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调整方案时，可以邀请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列席会议，参加审议；人民政府分管负责人及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列席会议，说明情况，回答询问。
第三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和建议，在常务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十日内，交由本级人民政府研究办理，人民政府应当在三个月内将研究办理情况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报告。
常务委员会听取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及审议意见，人民政府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
第四章 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相关的专门委员会根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遵守和执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国家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决议、决定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第三十三条 执法检查的议题，根据下列情况确定
(一)本级常务委员会在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集中反映的问题；
(三)本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提出的比较集中的问题；
(四)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五)来信来访集中反映的问题；
(六)社会普遍关注的其他问题。
第三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年度计划，经主任会议通过，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并向社会公布。
执法检查年度计划需要作个别调整的，由主任会议决定。
第三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成立执法检查组，执法检查组成员，从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关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及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负责人中确定，并可以邀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本级以及被检查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有关专业人员参加。
第三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托的执法检查，主任会议根据委托的执法检查内容，决定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组织实施。
省、市(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需要可以委托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托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执法检查时，受委托的常务委员会可以邀请当地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者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
执法检查结束后，检查组应当提出执法检查报告，经主任会议讨论通过后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七条 执法检查报告包括下列内容：
(一)执法检查工作的基本情况；
(二)法律、法规、决议、决定的执行情况；
(三)法律、法规、决议、决定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改进执法工作的意见；
(五)修改完善有关法律、法规的建议。
第三十八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执法检查报告，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的负责人应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还可以就法律、法规实施中的重要问题提出质询；必要时常务委员会会议可以做出有关决定。
第三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执法检查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经主任会议决定，交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研究处理，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应当在六个月内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处理情况的书面报告。
省人大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执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由专门委员会转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有关部门应向专门委员会汇报整改情况。专门委员会如对汇报不满意，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审议意见处理情况的报告以及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对该报告提出的意见，一并由主任会议决定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四十条 主任会议对执法检查工作报告审议意见处理情况的报告，可以按下列方式处理：
(一)提请常务委员会对执法检查工作报告作出决议，交由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执行，并在决议规定期限内向常务委员会报告执行情况；
(二)由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就有关事项提出处理的补充报告；
(三)由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重新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处理情况的报告。
第四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下列情况可以组织执法情况跟踪检查：
(一)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整改工作措施不力，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多数人不满意的；
(二)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已经采取整改措施，但有必要对整改目标的实现情况进行跟踪检查的；
(三)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以及其他情况需要进行跟踪检查的。
跟踪检查由执法检查组或者常务委员会委托的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实施，并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
第四十二条 执法检查组不直接处理具体案件。具体案件应按有关规定转由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按照法定程序办理。
第四十三条 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特别重大的典型违法案件，常务委员会可依法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第四十四条 对执法检查报告及其审议意见，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对执法检查报告及其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典型违法事件及其处理结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开发布。
新闻媒体应当及时宣传、报道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的执法检查活动。
第五章 询问和质询
第四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时，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派有关负责人员，按照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的通知参加会议，回答询问。
第四十六条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省、市(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质询案应当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第四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就下列事项提出质询案：
(一)有关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方面的问题；
(二)有关执行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方面的问题；
(三)有关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方面的重大问题；
(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五)其他需要质询的事项。
第四十八条 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
质询案在有关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案人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并由有关专门委员会向常务委员会或者主任会议提出质询结果的报告。
第四十九条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复；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签署。
第五十条 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对质询案的答复不满意时，经主任会议决定，受质询机关应当进一步研究解决质询案提出的问题，并重新作出答复。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再次答复仍不满意的，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将质询案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常务委员会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五十一条 质询案中涉及待处理的具体事项，主任会议可以交由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督办，并由督办机构向下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受质询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书面答复提出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并报送督办机构。
第六章 特定问题调查
第五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对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需要作出决议、决定，但有关重大事实不清的，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第五十三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分之一以上书面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第五十四条 调查委员会成员应当不少于五人。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提名，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调查委员会根据需要，可以聘请有关专家或者抽调有关机关工作人员参与调查工作。
与调查的问题有利害关系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人员不得参加调查委员会。
第五十五条 调查委员会应当根据调查事项制定工作方案。在调查过程中，有权就调查事项听取有关单位负责人的汇报，询问有关人员，查阅有关案卷和材料，组织必要的技术鉴定。
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应当配合调查委员会开展工作，如实提供相关情况和材料。
调查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或者提供材料的公民要求对材料来源保密的，调查委员会应当予以保密。
调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可以不公布调查的情况和材料。
第五十六条 调查委员会应当在调查结束后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当包括调查事由、调查过程、调查结论、处理建议等内容。调查委员会成员对调查结论、处理建议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在调查报告中写明。调查委员会成员应当在调查报告上署名。
常务委员会根据调查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七章 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对监督法第四十四条所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撤职案。
经主任会议研究通过，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对监督法第四十四条所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撤职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分之一以上书面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对监督法第四十四条所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撤职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由主任会议提议，经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组织调查委员会，由以后的常务委员会会议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决定。
第五十八条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提出撤职案的，由其负责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撤职案的说明。
主任会议提出撤职案的，由主任会议委托的人员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撤职案的说明。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联名提出撤职案的，由领衔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撤职案的说明。
第五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撤职案时，被提请撤职的人员所在机关的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审议情况，回答询问；必要时，应当提供相应材料。
撤职案在提请表决前，被提出撤职的人员有权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口头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书面申辩意见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六十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撤职案遇到需要调查的问题时，由主任会议责成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及时调查核实并向会议报告；如果会议期间无法查清的，由主任会议决定中止审议、继续调查或者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由以后的常务委员会会议根据调查情况审议决定。
对撤职案进行调查的期限不得超过六十日。有关调查的具体事项由主任会议决定。
第六十一条 撤职案的表决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过半数通过有效。
第八章 附则
第六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甘肃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实施监督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