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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海口市人大常委会


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规定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规定》的决定

（2006年7月28日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批准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审的《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规定》，由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13号）

海口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规定》，已经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06年7月28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


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6年8月3日




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规定

（2006年6月29日海口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2006年7月28日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 2006年8月3日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 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保障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下简称代表）依法行使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权利，做好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工作，发挥代表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代表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闭会期间分别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是法律赋予的权利，是执行代表职务，参加本市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
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及其他有关机关和组织（以下统称承办单位）应当履行法定职责，认真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并负责答复。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包括：
(一)代表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向大会提出和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二)代表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依法提出的议案，经主席团决定作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的。
第四条 代表应当主要围绕本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对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和其他机关、组织的工作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
第五条 下列情况不应当作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提出：
(一)涉及解决代表本人及其近亲属个人问题的；
(二)代转人民群众来信的；
(三)属于学术探讨、产品推介的；
(四)没有实际内容的；
(五)其他不应当作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
第六条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可以由代表一人提
出，也可以由代表联名提出；联名提出的，由领衔代表负责，其内容应当反映联名代表的真实意愿。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一事一议，内容具体，意见明确。要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印制的专用纸填写，代表要亲笔签名。
第七条 市人大常委会对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按照其内容分别交承办单位研究办理。
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机构负责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登记、整理、交办、督办、检查等具体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其他工作机构，应当做好配合工作。
第八条 市人大常委会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交办的期限为：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提出的，在大会闭会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常委会会议上交办；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提出的，自收到之日起10日内交办。
市人民政府对市人大常委会交办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自交办之日起30日内确定并转交承办单位办理。具体协调工作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负责。
第九条 承办单位对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在收到之日起7日内，向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机构或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说明情况，经同意后及时退回。
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机构或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对承办单位退回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在收到之日起7日内确定新的承办单位并重新交办或转办。
第十条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需要两个以上单位共同办理的，交办或转办时应确定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
主办和协办单位应当及时联系和协商。协办单位应当在30日内将办理意见函告主办单位，主办单位负责按规定期限答复代表。
第十一条 承办单位应当建立和健全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制度，实行主管领导和具体承办人员负责制，保证办理质量。
第十二条 承办单位在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过程中，应当通过下列形式办理：
(一)走访代表,与代表面对面直接了解建议和意见;
(二)开展调研,针对代表的意见和要求,研究解决措施;
(三)召开座谈会,认真听取代表的意见；
(四)邀请代表实地视察,了解情况；
(五)现场办理,现场答复代表。
第十三条 承办单位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将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结果答复代表：
(一)应当解决且有条件解决的问题，应尽快解决并明确答复代表；
(二)应当解决而因客观原因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应向代表如实说明情况，并提出解决的意见；
(三)确实不能解决的问题，应当向代表充分说明原因；
(四)内容相同的合并办理，分别答复。
第十四条 承办单位对答复代表予以解决的问题，应当及时组织实施落实。
第十五条 承办单位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涉及国家有关保密规定的，应当做好保密工作。
第十六条 承办单位应当在市人大常委会交办之日起3个月内就办理情况和意见向代表作出书面答复。需要延长办理时间的应向代表说明理由，并报经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机构同意，所延长时间不得超过2个月。
第十七条 承办单位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的书面答复，经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发并加盖公章后，送交代表，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机构。市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和直属机构的答复意见同时抄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第十八条 代表收到办理结果的答复后，应当在30日内用书面或其他形式向承办单位和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机构进行反馈意见。
代表对办理结果不满意的，可以提出书面意见，交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机构督促承办单位重新办理。承办单位应当在1个月内将重新办理情况作出答复。
第十九条 市人大常委会采取下列方式，对承办单位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一)对办理情况进行通报；
(二)通过新闻媒体公布办理情况；
(三)必要时，组织代表对办理情况进行专题视察；
(四)对涉及本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重大问题的，由市人大常委会或主任会议决定重点督办；
(五)其他检查、监督方式。
第二十条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进行工作评议时，应当将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情况列为评议的内容。
第二十一条 代表可以持代表证向承办单位了解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或者约见承办单位主管领导，提出意见和询问。
第二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对所属部门、直属机构和下级人民政府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情况进行检查督促。
第二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当年年底前分别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应当将本年度的办理情况，向下一年度召开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书面报告。
第二十四条 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发挥作用成效显著的，承办单位和人员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成绩突出的，由市人大常委会给予表彰。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可以责成承办单位限期改正并报告处理结果；情节严重的，有关机关应依法追究承办单位有关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
(一)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超期限或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的；
(二)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互相推诿，严重影响办理工作的；
(三)贻误办理工作造成重大损失的；
(四)对代表进行刁难、无理指责或者打击报复的；
(五)违反本规定有关保密规定的。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民事检察监督的对象、拓展了监督范围、增加了监督手段，对于民事检察的角色定位更加理性和务实，对于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一、存废之争的平息——制度的民族本源和现实需要

在民事检察制度运行的过程中，曾经有学者和司法实务人员提出废除民事检察的观点和意见，本次修法对民事检察制度的定位，实际上对存废之争作出了定论。其实，综观废除检察监督论者的主要观点，不外乎对于“法院独立审判”和“既判力”理论的过分强调。而“法院独立审判”问题其实就是关涉权力运行的问题。在法院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保持法院与法官的独立与超然，对于裁判结果的客观与公正是应然的选择，但这是以“法院与法官能够保持独立与超然”为前提的理想化设定。“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是大家熟知的名言。笔者以为，将其阐述为“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产生腐败”似乎更能体现权力固有的扩张性。既然权力扩张不可避免，对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督就是正确和必须的选择。“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的沉淀最能体现制度的民族性。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可以视为检察监督的雏形和历史本源。早在西周，中国就已经有了监察机构的设置，到唐宋已经形成法规详细、体制健全的监察体系。到明清时期，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监察体系更加严密，以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代替御史台，实现了监察组织的空前完整和统一。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上述封建监察制度不乏糟粕，但作为延续了千年的制度，其中肯定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合理成分，尤其从民族心理沉淀而言，制度的可接受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而就“既判力”理论而言，坚持“既判力”理论的学者认为:“一个有效的司法制度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其判决的终局性……如果一个‘解决方案’可以没有时间限制并可以不同理由反复上诉和修改，就阻碍了矛盾的解决。如果败诉方相信他们可以在另一个地方或另一级法院再次提起诉讼，他们就永远不会尊重法院的判决，并顽固地拒绝执行对其不利的判决。”从维护裁判终局性与稳定性而言，“既判力”理论是非常完善的理论根据。但从民事检察监督启动再审程序的职能与定位考虑，其与“既判力”理论之间的矛盾并非对立不可协调的。因为，民事检察监督只是启动再审程序的方式之一，对其合理性的判断应当建立在对再审程序的理性认知之上。众所周知，程序是价值选择的结果，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与平衡，正是程序建构的理念基础。程序又是实践的产物，客观需要造就程序的品格。再审程序必然建立在一定的理念与现实基础之上，否则就是空中楼阁。作为再审程序的理念基础，主要体现为程序价值的选择，是对正义、效率与安定的合理平衡的追求;作为再审程序的现实基础，主要体现为适应司法实践出于对裁判瑕疵与权利救济的现实需要考虑。尽管从表面上看，再审程序与“既判力”理论存在冲突，但是在实质上，二者又是协调统一的。这是因为，无论是再审程序偏重的正义价值，还是“既判力”理论偏重的效率价值，最终都是为了维护司法的权威性。而从民事检察监督的实践情况来看，无论是抗诉案件的改判效果，还是对不符合抗诉条件案件的息诉服判工作，都起到了良好的维护司法权威的作用。

二、从“审判”到“诉讼”——概念的厘清与范围界定

修改后民诉法将第14条由“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看似只是“审判”与“诉讼”简单的两字之差，实质上却从概念角度厘清了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对民事检察监督范围的界定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在此之前的理论研讨中，尽管有多名学者对民诉法所规定的“审判”二字作出学理解释，认为审判活动不仅仅局限为通过庭审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对法律关系进行确认和对责任承担进行划分，庭审之前必要的诉讼准备活动属于审判活动的必要前置活动，执行活动则是对法院裁判效力的确认和体现，属于审判活动当然的范畴，主张人民检察院的民事检察监督职能及于民事诉讼的全过程。但在司法实务中，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本次民诉法修改，将民事检察监督表述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从概念角度厘清了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有利于民事检察监督职能的发挥，是监督理念和立法技术的一大进步。因为，从概念的角度讲，民事诉讼是指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民事诉讼审理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诉讼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各种诉讼关系的总和。既然民事检察监督的对象是民事诉讼，其监督的范围自然及于民事诉讼的全过程，包括立案、审判和执行。为了避免概念解释上的分歧，本次立法更是直接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执行、调解书和审判监督程序之外的其他审判程序的法律监督，使得民事检察监督范围的界定更加清晰、明确和全面。

三、从抗诉到抗诉与检察建议并行——创新在立法中的体现

学界和实务界一致认为，1991年的民诉法对民事检察监督方式的规定过于单一。因为从操作层面来讲，对于一个生效的判决、裁定，抗诉只能由作出生效裁判法院的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而且一般是由作出生效裁判法院对应级别的人民检察院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审查。这样的监督模式不仅影响了监督的效率，有悖民诉法规定的诉讼便利原则，也是对权力对等监督规律的违反。在多年的民事检察监督实践中，检察机关深刻认识到这种单一监督方式的局限性，逐步探索缩短办案周期、提高监督效率的方式方法，并创新性地提出由作出生效裁判法院对应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对确有错误的裁判，建议同级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纠错的办案模式，检察建议启动再审应运而生。在多年的探索过程中，检察建议启动再审逐步规范，监督效率和效果日益显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逐步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本次修法中，检察建议启动再审被正式写入法律，是创新在立法中的体现，不仅是检察监督方式的重大变革，亦将为检察监督的创新发展提供重要的动力源泉。

四、调查权的确认——权力运行的应然模式

权力正常运行的必要因素之一即为权力功能齐全。作为一项公权力，必须具备必要的功能，方能树立自己的权威。而权威的来源有二:一是国家强制力，二是理性。民事检察监督的对象是人民法院的审判权，作为一项公权力，赋予其一定的国家强制力，是符合权力运行规律的应然选择。在修法之前的民事检察监督实践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深刻认识到监督权的行使必须有具有强制力的措施予以保障，在2001年制定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中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基于办理抗诉案件的需要对有关事实进行调查，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过程中对检察监督权保障措施的探索实践，最终取得了立法机关的认可，修改后的民诉法在第210条中对检察机关的调查权进行了规定。调查权的赋予，不仅能够保障民事检察监督权的正确行使，也是保证其监督权威和监督功能发挥的正确选择。

五、“后再审”式的监督——纠错权归属的分野

民事检察监督实质是检察权对审判权的监督，是一种公权力监督公权力的权力监督模式。如何实现两项公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牵涉到权力运行机制的问题，民事检察监督权的设定，实际就是权力结构配置问题。修改后的民诉法第209条规定，当事人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应当首先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在三种情况下才可以转而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此次修法确定的监督模式，单纯从字面规定的形式来看，笔者称之为“后再审”式监督模式。这种监督模式，以规制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的行使为视角，将决定是否再审的权力优先配置给人民法院。这种权力划分模式的定位，是建立在权力边界理论的基础之上的。该理论认为，一项合理的权力结构，应该能够保证权力正常地发挥作用，对各权力主体进行合理的分解与组合，使之处于相互平衡的和谐状态，科学界定各权力主体的职能与作用范围，清晰权力边界，既彼此独立、各司其职，又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减少权力的摩擦成本，控制越权行为，能够在一个权力结构之内的问题，先交由本结构之内的权力主体解决，充分发挥一个权力结构内部的矛盾解决功能，只有在一个权力结构不能发挥功能时，才交由另一个权力结构来解决，这样做既能节约权力运行成本，又能正确区分权力边界。从一个方面看，既然民事纠纷坚持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将纠正司法错误的权力优先配置给法院，交由法院解决法院内部的问题，似乎更能提高司法效率。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理性问题是，法律的运行不是简单的机械化运作，必须考虑到人的因素，作为法律的执行者，人性的弱点必然影响执法的效果，这也是建立监督制度的必要性之所在。古人云:“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古人之所以把知错能改视为大善，与人类不愿意纠正、甚至掩饰自己错误的天性不无关系。既然人类存在不愿纠正自己错误的天然弱点，将纠正法院错误的机会和权力优先配置给法院，这种内部纠错机制的运行效果，就不得不使人担忧。在多年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就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后的案件提出抗诉的案件不在少数，也不乏法院再审部门的法官碍于同事情面不敢或不愿启动再审程序，推荐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的案例，这些事实表明，“后再审”式监督模式亦可能增加权力摩擦成本，有可能影响权力结构的运行效率。检察机关民事检察部门在修改后民诉法施行的过程中，应当注重对这种“后再审”式监督模式的调查研究，以验证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并视情况向立法机关提出立法建议。

总之，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于民事检察监督的角色定位更加理性，其关于民事检察监督对象、范围、手段的修改，必将引起民事检察工作在执法理念、执法方式、执法机制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各级检察机关应当明确职责分工，从案件受理、审查、调查到作出决定，应优化不同层级民事检察部门的工作重心，形成上下一体、各有侧重、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科学高效的工作格局。要将监督的重点从裁判结果转向诉讼过程，充分、慎重地用好调查权，保证监督的权威和实效。(作者为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