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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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2010年10月，王某乘坐列车期间，与斜对面座位的旅客许某搭话后相识。在列车上，王某利用为许某冲泡方便面之机，在其中投放了安眠药，许某食用后不久昏昏欲睡。为避人耳目，王某将许某扶至车厢连接处让其躺下，趁机劫取了许某身上共计价值3000元的现金及手机等财物。列车停靠站台时，王某下车逃逸。后许某向乘警报案，王某被抓获。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王某采用麻醉方法在列车上实施抢劫的行为是否属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2000年1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抢劫解释》)第二条规定：“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项规定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既包括在从事旅客运输的各种公共汽车、大、中型出租车、火车、船只、飞机等正在运营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上对旅客、司售、乘务人员实施的抢劫，也包括对运行途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加以拦截后，对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人员实施的抢劫。”本案中，被告人王某的抢劫行为发生在火车上，理应以“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论处；

第二种意见认为，对“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认定不应拘泥于单纯的字面含义，而是注意探求条文体现的立法精神，从行为是否直接破坏公共秩序、是否直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两个关键之处来判断，以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因此，并非所有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抢劫行为，均应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是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抢劫罪加重处罚情节之一。其立法本意在于这类犯罪不仅危害了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权利，而且还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会造成乘客和驾驶人员的恐惧进而危及交通运输的安全。可见，在将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抢劫行为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时，需要符合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就场所特征而言，抢劫行为发生在能够且实际承载多数乘客的、正在运行过程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这里包含两个要点：其一，本罪中的公共交通工具，是指能够且实际承载多数乘客的大、中型汽车、火车、船只、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其二，本罪中的公共交通工具，应当是正在运行过程中的公共交通工具。因为只有在运行过程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才能既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又危害公共交通运输安全，从而较抢劫罪的基本犯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其次，就行为特征来说，抢劫行为必须是公然进行的，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构成普遍的侵害或威胁。只有这样，在客观方面才能显现出其同时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及财产权利构成普遍地侵害或威胁，从而较之单纯抢劫特定个人的行为，具有更大的客观危害性；在主观方面才能充分反映行为人面对多数乘客仍然决意实施抢劫，亦具有更为严重的主观恶性程度，从而凸显立法者给予加重处罚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反之，倘若行为人意图抢劫特定的个人，客观上也是仅仅劫取特定个人的行李等财物，无论是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考察，还是从抢劫行为的客观危害性方面评判，其与在其他场合发生的抢劫罪的基本犯行为并无明显区别。换言之，该种抢劫行为并不具有同时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和公共交通运输秩序及安全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将其排除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范围之外，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如果简单地将其作为情节加重犯予以加重处罚，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相违背。

本案中，被告人王某的抢劫行为虽发生在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的列车上，但是其抢劫行为所针对的对象系许某这一特定个人的财物，并非针对列车上的所有乘客，不具有公然性，且其麻醉抢劫行为并不足以危及列车的运输安全。可见，王某的该种麻醉抢劫行为并不具有同时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和公共交通运输秩序及安全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与在其他场合发生的抢劫罪的基本犯行为并无明显区别，因此，应当将其排除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范围之外，仅以抢劫罪的基本犯行为论处即可。


（作者单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侦破重庆市铜梁 “2·7”惨案断想

☆ 王泗友

2002年2月6日深夜时分，居住在重庆市铜梁县安居镇杨寿村的农民柯青全一家三口，惨遭杀戮。其作案手段之残忍、犯罪性质之恶劣，堪称铜梁县20年来刑事案件之首。这一特大恶性抢劫杀人案，惨不忍睹，骇人听闻，在铜梁县引起轩然大波。案发后，我县公安机关依靠县委、县政府和重庆市公安局坚强有力的领导和指挥，精心策划、缜密侦查、集中优势兵力，打了一场攻坚克难、警民联防的漂亮仗。2月26日，主要犯罪嫌疑人罗登平在大足县龙水镇束手就擒；2月27日，另一主要犯罪嫌疑人李夕明和情妇陈善术也被我局刑警从内蒙古包头市押回。至此，震惊铜梁的特大入室杀人抢劫案成功告破。

破 案 始 末

一、动作迅速，紧扣战机

2月7日8时20分，铜梁县局“110”接报：今天早上，本县安居镇杨寿村农民周启英去喊儿子柯青全一家吃饭，走拢后，发现儿子柯青全、儿媳张玲、孙子柯明松一家三口已躺在血泊之中。万分悲痛的周母拨通了“110”电话。

县公安局局长戴毅同志知晓情况后，立即召集在家的党委成员，成立了以局长戴毅为组长、副局长陈长龙、刑警大队长黄文志为副组长、安居派出所所长罗永红等48名民警为成员的“2·7特大杀人案”专案组。同时，市公安局刑警总队技术处的痕检、法医专家也赶赴现场，给予了技术上的援助。
现场勘查表明：死者柯青全（男，30岁）、张玲（女，28岁）身上均有8处创口，深达胸腔、腹腔，伤及内脏，颈项被割断五分之三；死者柯明松（男，5岁）颈项被割断五分之四。三者伤口均为锐器所致。初步断定死亡时间是2月6日23至0时，同时划定了案侦方向和范围。紧接着开展了紧锣密鼓的侦破工作。

二、刻划罪犯，内外模排

根据现场和尸检情况推定，专案组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刻划：（1）案犯有犯罪前科；（2）可能是二人作案；（3）此案系青壮年所为，且对环境较为熟悉；（4）案犯可能受伤。于是，专案组分成若干小组，发动群众，全面走访，收集线索，逐一模排，层层筛选。开始了紧张的内、外围调查工作。通过专案组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这个扑朔迷离的特大案件终于显露端倪。

三、多层张网，捕捉案犯

鉴于案件复杂情况，专案人员分组若干，各司其职，铺开了天罗地网：召开村民会议，发动群众，晓以厉害，实行悬偿举报；以现场为中心向周围辐射，逐步扩大模排面；对比邻县市的大小医院和医疗站点进行走访；对死者生前的社会关系进行全面调查；对周围有劣迹和前科的人员进行模排，对近期有刀伤、创伤的人员进行清理；县局向广大群众和友邻公安机关印发协查通报200余分；重庆市公安局就犯罪嫌疑人李夕明和罗登平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并利用科技手段上网追捕。

四、各个击破，瓮中捉鳖

大量的线索和证据已经证明：这起惨绝人寰的特大案件系铜梁县安居镇杨寿村6社农民李夕明（男，29岁）和大足县化龙乡寨子村一社的农民罗登平（男，29岁，外号“四季豆”)所为。之后，专案组艰苦的缉捕工作开始了：

精明果敢、敏捷睿智的戴毅局长断然决定：兵分四路，全面缉拿。一路由分管刑侦的副局长陈长龙同志领衔奔赴合川，寻找案犯可能去的地方；一路由刑警大队长黄文志带队直插永川，直奔李夕明情妇陈善术家；一路刑警副大队长胡绪明执杆星夜前往大足县，直捣罗登平老巢；一路由派出所长罗永红领队到李夕明曾经活动过的地方和周围亲戚朋友家去布控。

2月19日，一群众举报：犯罪嫌疑人李夕明和一女人潜到了内蒙古包头市其姐李夕芳家。专案组当即决定派刑警副大队长许先谷、侦察员姚雄直飞包头将其押回；2月25日，专案组副大队长胡绪明、侦察员张小勇在大足警方的配合下，将罗登平缉捕归案。

案 侦 启 示


干净、利索、彻底解决“2·7”特大杀人抢劫案的当天，重庆市公安局发来嘉奖令；中共铜梁县委、铜梁县人民政府召开庆功会，对专案组有功人员给予表彰。全体参战民警深受鞭策和启发，铜梁县局在上级公安机关和当地党委、政府的鼓舞下，全体干警对这次案件的侦破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回顾。大家一致认为：成功破获“2·7”特大杀人抢劫案，是公安机关在新形势下，依靠党委领导，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尝试；也是我县公安机关在新的历史时期，实践“三个代表”，开展“三项教育”，工作作风得以转变和加强，整体素质得到完善和提高的又一例证。

一、快速反应、检验了指挥中枢的运筹能力

“2·7”惨案在接报后，铜梁县局党委高度重视，局长戴毅同志立即带领分管刑侦副局长陈长龙、刑警大队长黄文志等同志赶赴现场，并控制了全县的交通要道以及案犯可能出逃的地方，对全县的警力进行了合理的部署和调控，确保了万无一失。这充分说明，公安机关的指挥员临危不乱，表现出处置突发事件和暴力案件的指挥素质和用警能力。做到了报告情况快，调集警力快，安排部署快，抓住了战机，把握了主动权，为后来捕捉线索、收集证据、缉拿犯罪嫌疑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反应敏捷，组织指挥有方。戴毅局长接到报案后，在向市局报告的同时，在现场还向县委、政府报告了情况，还与侦查人员一道勘查现场，询问知情人，根据现场情况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和讨论，很快确定了侦查范围和方向，及时调整了警力，做到了有的放矢，避免了瞎模乱闯，为侦破此案赢得了有利时机。

第二、决策果断，侦查方向明确。经过现场勘查和分析，刻划了罪犯形象，弄清了作案对象，知晓其事先有预谋，作案有同伙，毅然决定封锁交通要道，检查车辆行人，访问周围群众，寻找受伤的人，动于敌动之先。且兵分四路，围追堵截。

第三、战术灵活，安排部署恰当。专案组成立后，在县领导和市局关怀支持下，以公安机关为主体的指挥部严密布置，很快构建由中心到外围、由县内到县外的多道防线。
第四、领导身先士卒，体现了榜样的作用。戴毅局长率先垂范，临阵参战，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哪里有情况，他就出现在哪里，民警哪里有困难，他就帮助在哪里。经常问寒问暖，交心谈心，关心民警的切身利益。既掌握了情况，便于正确实施指挥，又鼓舞了士气，稳定了参战民警的情绪。

二、领导重视、增强了侦查破案的攻坚合力

案发当日，县公安局局长戴毅及时将情况报告了县委、政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县委书记马平、县长管洪指示：公安机关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破案，严惩凶犯，以确保社会稳定。与此同时，县人大主任周尚军、县政协主席逯兴国得知情况后，也多次过问案件侦破进展情况。县委副书记叶永海、县政法委书记赵如均、政法委副书记刘安学等也先后亲临现场，关心案侦进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