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银行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转制企业贷款管理的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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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夫妻约定财产制,是指婚姻当事人通过协商方式,对他们婚前、婚后财产的归属、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处分及债务的清偿、婚姻关系解除时的财产清算等事项作出约定的一种法律制度。夫妻约定财产制起源于西方，为当前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采用。法国、德国、日本、瑞士等国家都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做了明确规定，英国、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约定财产制，但是都认可夫妻约定的契约具有优先效力。我国1980年的《婚姻法》第13条第1款中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但另有约定的除外。”自此,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作为法定财产制的必要补充,得以正式确定。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第19条规定: “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 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 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规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约定范围、条件、内容、形式、效力及约定后的债务清偿等一系列问题，赋予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同等法律地位。自此，我国夫妻财产制度进入了一个比较完善的阶段。

　　根据新《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双方要采用约定财产制，无需公证，只要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以书面形式体现出来就可实行。可以说夫妻约定财产操作上简便易行，然而在新《婚姻法》施行11年来，据不完全统计，城市仅有 27%、农村仅有 1.1%的家庭希望采取约定财产制，在实践中真正采用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更是少之又少。可见，在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普及与推广极其缓慢。笔者以为，思想观念是制约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广泛施行的重要因素。

　　二、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后，资本主义制度强调生产社会化，必然要求产商品贸易的自由，贸易自由就必然要求贸易主体之间的平等、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所以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就提出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口号以满足这种要求。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西方法学学者也认为，婚姻是一种契约，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契约。因为婚姻是契约，所以婚姻缔结的主体就有权对他们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进行约定。于是夫妻约定财产制也就产生了，经过几百年的实践，夫妻约定财产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运作已经相当成熟。

　　另外，西方国家大多是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在西方主导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是《圣经》中的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的教义和资本主义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契合的，这就为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存在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提出经过欧洲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新教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具体地说，他认为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和上帝之选召的教义，导致归正教徒也包括清教徒采取一种和中世纪那种主张远离尘嚣苦身修行的禁欲主义十分不同的“现世”的禁欲主义。这种禁欲主义引导人们在世俗职业中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从中寻求蒙恩得救的可能性。这样就把世俗的职业看作“神召”和“天职”，于是商业和羸利成为神圣的事业，与此相联系的是勤勉、节俭、营利这样一些“美德”。这一切都和资本主义精神相契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基督教教义还宣扬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说，人无等级贵贱之分，都是上帝的子民;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布衣小民，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法权和机会。“人人平等”的精神资源不仅导致了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核心“公民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形成，而且导致了历史上人民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和斗争。以这种信仰和理念为基础，不难解释夫妻约定财产制发端于西方。

　　三、马克思主义婚姻观认为，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男女两性的结合。婚姻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关系。夫妻财产关系是基于主体的特殊身份而产生的,这是夫妻财产关系与其他民事法律领域的财产关系的本质区别。约定财产制，把夫妻之间关系仅仅局限于契约关系，更确切地说把夫妻关系仅仅看做是一种经济关系，这就无形中忽略弱化了夫妻之间的情感因素。男女的结合，经济上的结合固然是重要的，甚至是婚姻的基础，但是感情因素也是婚姻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加以重视。

　　中国传统的观点认为，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是无私的，相爱的男女应互相信任，结婚不仅意味着彼此人身关系的紧密联系，更意味着财产的合一。所以，人们便会形成一种习惯思维，一旦结婚便不分彼此，结婚即取得无偿占有、使用配偶财产的期待权，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婚姻不仅是一种契约关系，也是一种伦理关系。一味强化夫妻约定财产，明晰夫妻财产关系，则是对彼此爱情的亵渎。夫妻财产约定容易使夫妻互相猜测，彼此防范，从而影响夫妻关系的和谐、稳定，造成夫妻关系紧张，影响夫妻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此外，我国的婚姻家庭长期受家族本位思想的影响，认为夫妻所取得的财产应属家庭财产，应用于实现家庭养老育幼的职能。如果婚姻当事人结婚前后进行财产约定，与婚姻的目的相冲突，也表明其不是真心要结婚，而是另有所图，离婚在所难免。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婚姻当事人进行夫妻财产约定要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婚姻当事人采用约定财产制来处理夫妻财产关系的积极性。

　　中国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在封建社会时期统治者采用礼法并重的手段调整婚姻家庭关系。封建礼教在夫妻关系上认为“夫者，妻之天也”，强调“夫为妻纲”，强调封建夫权，妇女毫无独立地位可言，妇女依附于自己的丈夫，丈夫是妻子一切行动的准则，这种观念不仅是整个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并且被封建社会的礼与法所确认。并且丈夫又长期依赖于封建家庭，在封建家庭中，在人身关系上，夫妻的地位不平等，妻子的地位低于丈夫;在财产关系上，一切财产都属于丈夫或夫家，妻子没有个人的财产，妻子对家庭财产只有使用权而无处分权和继承权。封建法律规定“子女不可别籍异财”，所以既无独立的夫妻财产更无夫妻财产的约定一说。我们不能无视重伦理、重身份的中国古代礼法传统对婚姻家庭关系长期而内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转型不过百年，要完全与传统割裂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

　　综上，夫妻约定财产制在中国既没有思想基础也没有历史传统。

　　四、在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没有走通，纯粹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现实的土壤。现阶段我国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也实行市场经济，但是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有所区别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目前要形成的一元化的思想还很要走漫长的路，笔者以为，当前中国虽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想为主导，但是儒家、道家、佛教等传统思想以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中国的影响也非常强大。甚至可以说，三种思想相互影响，到底会让中国形成一个怎样的定型一元化思想，还需要很长的实践才能看得清。这种情形下，纯粹一元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形成的夫妻约定财产制要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融合为一体，本身就是异常艰难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夫妻约定财产制没有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依托，也没有定型的资本主义精神作基础，所以夫妻约定财产制就必然很难推广、普及。

　　当然，目前我国香港地区实行分别财产制，澳门地区规定约定财产制优于法定财产制，作为中国一部分，他们实施这些制度为什么不受传统的干扰呢？笔者认为，香港澳门地区作为殖民地经历百年，资本主义制度在那里实施了百年，并且地域面积小，人口不多，所以比较容易与传统分离。但是在我国台湾地区约定财产制的不普及，就充分说明，传统的力量要比外来的影响强大的多。

　　
参考文献

[1]王志伟,苏贤贵.基督教和现代自然科学的兴起[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科版）。

[2]周加李.民主在东南亚的前提条件和发展趋势[J].东南亚研究,2004,( 6)。

[3]宋豫,陈苇.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M],2005,(3)。

[4]白利静,于玲.浅析夫妻财产约定制的完善[J] .法制与社会.2008.03（上）。

[5]蒋月.夫妻的权利与义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7，176一177。


　　（作者单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江西省玉山县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印发《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总政治部保卫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

　　为解决近年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切实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重要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公安部

二○一一年一月十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为解决近年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侦查、起诉、审判实践，制定本意见。

　　一、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管辖问题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由犯罪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必要时，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犯罪地，包括侵权产品制造地、储存地、运输地、销售地，传播侵权作品、销售侵权产品的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地、网站建立者或者管理者所在地，侵权作品上传者所在地，权利人受到实际侵害的犯罪结果发生地。对有多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地的，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或者主要犯罪地公安机关管辖。多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地的公安机关对管辖有争议的，由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需要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的，由该公安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受理。

　　对于不同犯罪嫌疑人、犯罪团伙跨地区实施的涉及同一批侵权产品的制造、储存、运输、销售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符合并案处理要求的，有关公安机关可以一并立案侦查，需要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的，由该公安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受理。

　　二、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行政执法部门收集、调取证据的效力问题

　　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收集、调取、制作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检验报告、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现场笔录，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庭审质证确认，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行政执法部门制作的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调查笔录，公安机关认为有必要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的，应当依法重新收集、制作。

　　三、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抽样取证问题和委托鉴定问题

　　公安机关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抽样取证，或者商请同级行政执法部门、有关检验机构协助抽样取证。法律、法规对抽样机构或者抽样方法有规定的，应当委托规定的机构并按照规定方法抽取样品。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时，对于需要鉴定的事项，应当委托国家认可的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听取权利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鉴定结论的意见，可以要求鉴定机构作出相应说明。

　　四、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自诉案件的证据收集问题

　　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对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取得的证据，在提起自诉时能够提供有关线索，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调取。

　　五、关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同一种商品”的认定问题

　　名称相同的商品以及名称不同但指同一事物的商品，可以认定为“同一种商品”。“名称”是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在商标注册工作中对商品使用的名称，通常即《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中规定的商品名称。“名称不同但指同一事物的商品”是指在功能、用途、主要原料、消费对象、销售渠道等方面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相关公众一般认为是同一种事物的商品。

　　认定“同一种商品”，应当在权利人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和行为人实际生产销售的商品之间进行比较。

　　六、关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认定问题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认定为“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一）改变注册商标的字体、字母大小写或者文字横竖排列，与注册商标之间仅有细微差别的；

　　（二）改变注册商标的文字、字母、数字等之间的间距，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

　　（三）改变注册商标颜色的；

　　（四）其他与注册商标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

　　七、关于尚未附着或者尚未全部附着假冒注册商标标识的侵权产品价值是否计入非法经营数额的问题

　　在计算制造、储存、运输和未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侵权产品价值时，对于已经制作完成但尚未附着（含加贴）或者尚未全部附着（含加贴）假冒注册商标标识的产品，如果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该产品将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其价值计入非法经营数额。

　　八、关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犯罪案件中尚未销售或者部分销售情形的定罪量刑问题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一）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二）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部分销售，已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但与尚未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货值金额合计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分别达到十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五万元、二十五万元以上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各法定刑幅度定罪处罚。

　　销售金额和未销售货值金额分别达到不同的法定刑幅度或者均达到同一法定刑幅度的，在处罚较重的法定刑或者同一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重处罚。

　　九、关于销售他人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犯罪案件中尚未销售或者部分销售情形的定罪问题

　　销售他人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的规定，以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未遂）定罪处罚：

　　（一）尚未销售他人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六万件以上的；

　　（二）尚未销售他人伪造、擅自制造的两种以上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三万件以上的；

　　（三）部分销售他人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已销售标识数量不满二万件，但与尚未销售标识数量合计在六万件以上的；

　　（四）部分销售他人伪造、擅自制造的两种以上注册商标标识，已销售标识数量不满一万件，但与尚未销售标识数量合计在三万件以上的。

　　十、关于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以营利为目的” 的认定问题

　　除销售外，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以营利为目的”：

　　（一）以在他人作品中刊登收费广告、捆绑第三方作品等方式直接或者间接收取费用的；

　　（二）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或者利用他人上传的侵权作品，在网站或者网页上提供刊登收费广告服务，直接或者间接收取费用的；

　　（三）以会员制方式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收取会员注册费或者其他费用的；

　　（四）其他利用他人作品牟利的情形。

　　十一、关于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认定问题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一般应当依据著作权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著作权认证机构出具的涉案作品版权认证文书，或者证明出版者、复制发行者伪造、涂改授权许可文件或者超出授权许可范围的证据，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在涉案作品种类众多且权利人分散的案件中，上述证据确实难以一一取得，但有证据证明涉案复制品系非法出版、复制发行的，且出版者、复制发行者不能提供获得著作权人许可的相关证明材料的，可以认定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但是，有证据证明权利人放弃权利、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不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或者著作权保护期限已经届满的除外。

　　十二、关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发行”的认定及相关问题

　　“发行”，包括总发行、批发、零售、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以及出租、展销等活动。

　　非法出版、复制、发行他人作品，侵犯著作权构成犯罪的，按照侵犯著作权罪定罪处罚，不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等其他犯罪。

　　十三、关于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侵权作品行为的定罪处罚标准问题

　　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美术、摄影、录像作品、录音录像制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二）传播他人作品的数量合计在五百件（部）以上的；

　　（三）传播他人作品的实际被点击数达到五万次以上的；

　　（四）以会员制方式传播他人作品，注册会员达到一千人以上的；

　　（五）数额或者数量虽未达到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标准，但分别达到其中两项以上标准一半以上的；

　　（六）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数额或者数量达到前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十四、关于多次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累计计算数额问题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多次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未经行政处理或者刑事处罚的，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或者销售金额累计计算。

　　二年内多次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未经行政处理，累计数额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追诉期限，适用刑法的有关规定，不受前述二年的限制。

　　十五、关于为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提供原材料、机械设备等行为的定性问题

　　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而为其提供生产、制造侵权产品的主要原材料、辅助材料、半成品、包装材料、机械设备、标签标识、生产技术、配方等帮助，或者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空间、通讯传输通道、代收费、费用结算等服务的，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共犯论处。

　　十六、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竞合的处理问题

　　行为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依照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中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