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我市城市防洪预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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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我市城市防洪预案的通知
梧政发[2005]25号
梧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我市城市防洪预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企事业单位：
《梧州市城市防洪预案》修改后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各单位要根据预案中的工作任务和要求，制定好本单位的具体工作方案，确保防汛预案中的各项工作抓实抓好。
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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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杰 王义江
原告刘某(女)与被告张某(男)同居四年，后分手时双方签订“分手协议”约定被告张某给原告刘某4 万元，并出具欠条一份。但被告张某至今并未支付。 为此，原告刘某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张某支付欠款4 万元。经法院查明，该 4万元是分手费，不存在欠款的问题。
被告张某该不该向原告刘某支付这 4 万元的分手费？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被告张某应该向原告刘某支付这 6万元。
首先，双方签订的协议属于合法的民事行为。原、被告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被告承诺给付原告4万元出具欠条，在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受到欺诈、胁迫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为意思表示真实，该 4万元债务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其次，法律保护弱势群体。双方的恋爱行为并不违反法律，但分手后女方属于弱势群体，情感的投入，青春的流逝往往使她们解除同居关系后，重新寻找合适配偶的难度加大，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应是法律的应有之义。最后，此 4 万元的性质应属约定之债。 双方同居生活 4 年，现原告刘某同意分手，是以被告张某同意支付 4 万元钱为对价条件，即与被告张某同居生活是原告刘某形成债权的依据，因此协议中被告张某欠刘某的 4 万元钱，是一种双方行为，被告张某应履行支付义务。
第二种观点：被告张某不应该向原告刘某支付这 4 万元。
在审理中已经查明被告张某与原告刘某所签订的协议为分手协议，依据证据认定协议中被告张某欠原告刘某的 4万元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 因此，协议中被告张某所述欠原告刘某的 4万元，应当认定为是被告张某的单方承诺，是赠与形式的单方行为。《合同法》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本案中，被告张某出具欠条，承诺给付欠款，原告刘某表示接受，但原告刘某并没有给付相应的对价，体现了无偿性，符合赠与合同的特征。因此，被告张某对他在协议中的单方赠与行为享有任意撤销权，因此原告刘某不享有对协议中4 万元欠款的请求给付权。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一、关于 4万元的定性。 笔者认为合法的民事行为和债权债务应当受到保护。但本案经审理查明，虽然协议上写的是欠款，但根据现证据只能认定是被告张某的单方赠与行为，因为原告刘某在该欠款关系中没有互为给付对价的行为。合同法理论中对单务无偿的赠与条件有详细地论述：“受赠人与其取得的利益没有互为代价的意义时，应当认定是无偿的，因此，只要受赠人的行为不是赠与接受的代价的，不影响合同的单务无偿性。”以有4年左右同居生活的背景为根据，认定4万元是约定之债，并把同居生活认定为是原告刘某向被告张某索要4万元欠款的给付对价，显然违反了现行法律的规定。
二、《婚姻法》中明确排除了同居关系的合法性，将同居关系作为原告刘某形成债权的依据给予认定和保护，是对该案查明的事实认识错误和适用法律的错误。
三、男女之间未婚自愿同居，是出于两情相悦，同居期间，双方都付出了时间、精力和感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同居时就应该预料到分手的后果。本案中，被告张某和原告刘某分手，并没有证据证
明原告刘某在双方同居期间，付出了更多。男女之间是平等的，同居关系中并不存在一方处于弱势的问题，原告刘某虽为女性但不是弱势方，因此没有必要特别照顾原告刘某。
来源：山东法院网
＊本文是本人曾于2002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一份书面建议，应当说称不上是一篇“法律论文”，但本人认为，将之提交给本网馆收藏并供网友们一阅是有益的，但愿网友们看过后能就违宪审查问题、贯彻执行法律问题、司法解释立法问题作出深入研究。
抛砖引玉，是为本意。
关于对部分法律条文进行宪法审查、认真落实
立法法第53条、42条规定及
制定司法解释法的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
我是一名工作在基层、热衷于现行法研讨的年轻干部。现根据《立法法》第90条第2款之规定，特以信件方式提出如下建议：
一、建议对下列法律条文进行宪法审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41条第1款
理由：该款规定，省、地两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有“秘书长”，而按宪法第103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无“秘书长”。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上述组织法作为一般法律，不得在宪法之外另行规定省、地两级人大常委会中设“秘书长”一职，更不得将之作为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3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35条
理由：《收养法》32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可以根据本法的原则，结合当地情况，制定变通的或者补充的规定。自治区的规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根据《立法法》第63条、第64条及第66条规定，可以看出“变通”规定应为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补充”规定应为地方性法规。由于省级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机关为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后仅需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而省级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机关限于自治区人大（不含其常委会，因为民族自治机关仅指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及政府），制定后需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宪法第116条有规定），因此，本条因揉合规定有毛病。应修改为：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本法的原则，结合当地情况，制定变通规定。自治区的规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
《继承法》第35条存在上述同样问题，亦应作同样修改。
二、建议认真落实《立法法》第53条第2款规定
《立法法》已于2000年7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53条第2款规定：法律部分条文被修改或者废止的，必须公布新的法律文本。可是《刑法》在《立法法》施行近19个月后，仍未依据于2001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的修正案公布新的刑法文本。如果说未依1999年12月25日的修正案、1998年12月29日的决定案分别对《刑法》文本予以公布尚无法律硬性规定，算不上问题的话，则这次明显属于一个值得重视、避免再次出现的问题。
三、建议制定司法解释法
在目前，司法解释活动大量存在，而且广泛作为司法活动的正式依据。在司法解释活动缺少“详细规则”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运用法律进行解释），实践中存在司法解释“侵蚀”立法解释权、“背离”法律价值取向、“创设”实体法律规范等倾向性问题，试举数例：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9月29日通过）
第95条规定，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的，质权人可以继续留置质物，并以质物的全部行使权利。本条规定似说明因动产质押合同所担保的债权未受清偿的，质权人对质物有留置权。而按《担保法》第71条第2款的规定，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的，质权人有权以质物折价或将之拍卖、变卖后受偿，依《担保法》第84条第2款规定，因法律（非司法解释）规定可以留置的其他合同发生的债权未受清偿前，债权人方有留置权。司法解释的规定，明显不属于“解释”，而属于“创设”规定。这类情况，在司法解释中不在少数。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示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30号）
法释[1998]30号第9条与刑法第363条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司法解释一方面认为“刊号”、“版号”不同于“书号”，“淫秽书刊”不含“淫秽音像制品”，一方面又认为，对“为他人提供刊号，出版淫秽书刊的”；“为他人提供版号，出版淫秽音像制品的”，均以为他人提供书号出版淫秽书刊罪定罪处罚，一方面认为“明知他人用于出版淫秽书刊而提供书号、刊号的”应以出版淫秽物品牟利罪定罪处罚，一方面认为本罪状符合“以牟利为目的，出版淫秽物品”的罪状。从打击层面考虑，司法解释可谓周密严谨，较刑法规定科学许多。但从价值层面考虑，司法解释可谓“反动”、落后，带有明显的类推倾向。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他人提供刊号，出版淫秽书刊的”、“为他人提供版号，出版淫秽音像制品的”为犯罪行为，司法解释有什么道理认定其为犯罪行为？在废止类推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以最相类似的罪名定罪处罚？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3号）
第5条第2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
本条系对刑法第25条、第31条的误解误用，其直接后果是，造成共同犯罪理论及立法实践与司法实务的冲突、混乱。由于共同过失犯罪的，不以共同犯罪论处，按各自所犯的罪定罪处罚。交通肇事罪作为过失犯罪，肇事者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乘车人指使肇事者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符合刑法第311条规定的“情节严重”，而不属于“事前通谋”（顶多属事后谋划），不应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而应各自成立交通肇事罪，包庇罪（结果加重犯）。
就如立法活动应遵循《立法法》一样，司法解释活动亦应遵循一定的规则。制定一部《司法解释法》，其目的就是要使司法解释活动“有法可依”、“依法行事”，维护法制的统一，规范司法活动的操作程式和自由裁量，确保法律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准确的解释、正确的运用。
《司法解释法》应规定以下主要内容：
1、司法解释的地位 重点明确司法解释能否当和法律依据来认定、裁判、处理案件；
原告刘某(女)与被告张某(男)同居四年，后分手时双方签订“分手协议”约定被告张某给原告刘某4 万元，并出具欠条一份。但被告张某至今并未支付。 为此，原告刘某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张某支付欠款4 万元。经法院查明，该 4万元是分手费，不存在欠款的问题。
被告张某该不该向原告刘某支付这 4 万元的分手费？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被告张某应该向原告刘某支付这 6万元。
首先，双方签订的协议属于合法的民事行为。原、被告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被告承诺给付原告4万元出具欠条，在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受到欺诈、胁迫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为意思表示真实，该 4万元债务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其次，法律保护弱势群体。双方的恋爱行为并不违反法律，但分手后女方属于弱势群体，情感的投入，青春的流逝往往使她们解除同居关系后，重新寻找合适配偶的难度加大，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应是法律的应有之义。最后，此 4 万元的性质应属约定之债。 双方同居生活 4 年，现原告刘某同意分手，是以被告张某同意支付 4 万元钱为对价条件，即与被告张某同居生活是原告刘某形成债权的依据，因此协议中被告张某欠刘某的 4 万元钱，是一种双方行为，被告张某应履行支付义务。
第二种观点：被告张某不应该向原告刘某支付这 4 万元。
在审理中已经查明被告张某与原告刘某所签订的协议为分手协议，依据证据认定协议中被告张某欠原告刘某的 4万元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 因此，协议中被告张某所述欠原告刘某的 4万元，应当认定为是被告张某的单方承诺，是赠与形式的单方行为。《合同法》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本案中，被告张某出具欠条，承诺给付欠款，原告刘某表示接受，但原告刘某并没有给付相应的对价，体现了无偿性，符合赠与合同的特征。因此，被告张某对他在协议中的单方赠与行为享有任意撤销权，因此原告刘某不享有对协议中4 万元欠款的请求给付权。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一、关于 4万元的定性。 笔者认为合法的民事行为和债权债务应当受到保护。但本案经审理查明，虽然协议上写的是欠款，但根据现证据只能认定是被告张某的单方赠与行为，因为原告刘某在该欠款关系中没有互为给付对价的行为。合同法理论中对单务无偿的赠与条件有详细地论述：“受赠人与其取得的利益没有互为代价的意义时，应当认定是无偿的，因此，只要受赠人的行为不是赠与接受的代价的，不影响合同的单务无偿性。”以有4年左右同居生活的背景为根据，认定4万元是约定之债，并把同居生活认定为是原告刘某向被告张某索要4万元欠款的给付对价，显然违反了现行法律的规定。
二、《婚姻法》中明确排除了同居关系的合法性，将同居关系作为原告刘某形成债权的依据给予认定和保护，是对该案查明的事实认识错误和适用法律的错误。
三、男女之间未婚自愿同居，是出于两情相悦，同居期间，双方都付出了时间、精力和感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同居时就应该预料到分手的后果。本案中，被告张某和原告刘某分手，并没有证据证
明原告刘某在双方同居期间，付出了更多。男女之间是平等的，同居关系中并不存在一方处于弱势的问题，原告刘某虽为女性但不是弱势方，因此没有必要特别照顾原告刘某。
来源：山东法院网
＊本文是本人曾于2002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一份书面建议，应当说称不上是一篇“法律论文”，但本人认为，将之提交给本网馆收藏并供网友们一阅是有益的，但愿网友们看过后能就违宪审查问题、贯彻执行法律问题、司法解释立法问题作出深入研究。
抛砖引玉，是为本意。
关于对部分法律条文进行宪法审查、认真落实
立法法第53条、42条规定及
制定司法解释法的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
我是一名工作在基层、热衷于现行法研讨的年轻干部。现根据《立法法》第90条第2款之规定，特以信件方式提出如下建议：
一、建议对下列法律条文进行宪法审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41条第1款
理由：该款规定，省、地两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有“秘书长”，而按宪法第103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无“秘书长”。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上述组织法作为一般法律，不得在宪法之外另行规定省、地两级人大常委会中设“秘书长”一职，更不得将之作为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3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35条
理由：《收养法》32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可以根据本法的原则，结合当地情况，制定变通的或者补充的规定。自治区的规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根据《立法法》第63条、第64条及第66条规定，可以看出“变通”规定应为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补充”规定应为地方性法规。由于省级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机关为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后仅需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而省级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机关限于自治区人大（不含其常委会，因为民族自治机关仅指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及政府），制定后需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宪法第116条有规定），因此，本条因揉合规定有毛病。应修改为：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本法的原则，结合当地情况，制定变通规定。自治区的规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
《继承法》第35条存在上述同样问题，亦应作同样修改。
二、建议认真落实《立法法》第53条第2款规定
《立法法》已于2000年7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53条第2款规定：法律部分条文被修改或者废止的，必须公布新的法律文本。可是《刑法》在《立法法》施行近19个月后，仍未依据于2001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的修正案公布新的刑法文本。如果说未依1999年12月25日的修正案、1998年12月29日的决定案分别对《刑法》文本予以公布尚无法律硬性规定，算不上问题的话，则这次明显属于一个值得重视、避免再次出现的问题。
三、建议制定司法解释法
在目前，司法解释活动大量存在，而且广泛作为司法活动的正式依据。在司法解释活动缺少“详细规则”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运用法律进行解释），实践中存在司法解释“侵蚀”立法解释权、“背离”法律价值取向、“创设”实体法律规范等倾向性问题，试举数例：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9月29日通过）
第95条规定，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的，质权人可以继续留置质物，并以质物的全部行使权利。本条规定似说明因动产质押合同所担保的债权未受清偿的，质权人对质物有留置权。而按《担保法》第71条第2款的规定，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的，质权人有权以质物折价或将之拍卖、变卖后受偿，依《担保法》第84条第2款规定，因法律（非司法解释）规定可以留置的其他合同发生的债权未受清偿前，债权人方有留置权。司法解释的规定，明显不属于“解释”，而属于“创设”规定。这类情况，在司法解释中不在少数。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示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30号）
法释[1998]30号第9条与刑法第363条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司法解释一方面认为“刊号”、“版号”不同于“书号”，“淫秽书刊”不含“淫秽音像制品”，一方面又认为，对“为他人提供刊号，出版淫秽书刊的”；“为他人提供版号，出版淫秽音像制品的”，均以为他人提供书号出版淫秽书刊罪定罪处罚，一方面认为“明知他人用于出版淫秽书刊而提供书号、刊号的”应以出版淫秽物品牟利罪定罪处罚，一方面认为本罪状符合“以牟利为目的，出版淫秽物品”的罪状。从打击层面考虑，司法解释可谓周密严谨，较刑法规定科学许多。但从价值层面考虑，司法解释可谓“反动”、落后，带有明显的类推倾向。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他人提供刊号，出版淫秽书刊的”、“为他人提供版号，出版淫秽音像制品的”为犯罪行为，司法解释有什么道理认定其为犯罪行为？在废止类推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以最相类似的罪名定罪处罚？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3号）
第5条第2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
本条系对刑法第25条、第31条的误解误用，其直接后果是，造成共同犯罪理论及立法实践与司法实务的冲突、混乱。由于共同过失犯罪的，不以共同犯罪论处，按各自所犯的罪定罪处罚。交通肇事罪作为过失犯罪，肇事者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乘车人指使肇事者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符合刑法第311条规定的“情节严重”，而不属于“事前通谋”（顶多属事后谋划），不应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而应各自成立交通肇事罪，包庇罪（结果加重犯）。
就如立法活动应遵循《立法法》一样，司法解释活动亦应遵循一定的规则。制定一部《司法解释法》，其目的就是要使司法解释活动“有法可依”、“依法行事”，维护法制的统一，规范司法活动的操作程式和自由裁量，确保法律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准确的解释、正确的运用。
《司法解释法》应规定以下主要内容：
1、司法解释的地位 重点明确司法解释能否当和法律依据来认定、裁判、处理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