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淄博市信访事项办理、复查、复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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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政府


沈阳市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
　

（1995年10月6日沈阳市人民政府令第10号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组织机构代码工作的管理，实现社会管理有序化、现代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组织机构代码，是指根据国家强制性标准编制的、赋予本市组织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标识。它包括法人代码和非法人代码。具有法人资格的组织机构代码为法人代码；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组织机构代码为非法人代码。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下列组织机构，均应办理代码证书：
　　(一)经企业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的企业；
　　(二)经机构编制主管机关核准成立的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分支机构；
　　(三)经社会团体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的社会团体；
　　(四)企业内设的各类事业单位，中央和外省市驻沈机构；
　　(五)经外事部门或其他有关主管部门核准登记的国外或境外非政府组织驻沈机构。


　　第四条　市技术监督部门是本市组织代码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代码主管部门)，履行以下职责：
　　(一)负责规划、计划、组织、协调、指导全市组织机构代码的管理，协调并指导应用部门开展工作；
　　(二)贯彻有关的国家标准和工作规范，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三)划分组织机构代码区段；
　　(四)制作并颁发代码证书；
　　(五)建立本市组织机构代码数据库；
　　(六)对组织机构代码制度执行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第五条　本市的编制、人事、民政、工商、银行、统计、税务、劳动、公安、计划、财政、经贸、保险、房产、国有资产、物价和技术监督等部门负责组织机构代码在本职责范围内的推广应用。

第二章　申办与发证





　　第六条　各组织机构自核准登记或批准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内，到代码主管部门申请赋码，申领代码证书。


　　第七条　申办单位向代码主管部门提交《沈阳市组织机构代码申请表》并加盖公章。企业出示营业执照原件并提交复印件；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出示机构编制机关核准成立的文件并提交复印件；社会团体出示社团登记证并提交复印件。


　　第八条　代码主管部门对申办单位提交的有关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进行审查，核实有关登记事项，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在十日内赋予组织机构代码，并颁发代码证书；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予赋码，并说明理由。


　　第九条　代码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效力。代码主管部门根据申办单位申请，可以颁发代码证书正本一份、副本若干份。

第三章　应用与管理





　　第十条　组织机构代码是强制应用的代码，本市计划、科委、工商、民政、财政、公安、劳动、外经贸委、统计、税务、国有资产、编委、物价、房产、技术监督局、人民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部门均应在其各项报表上设置“单位代码”一栏。并在受理和申办各项业务时查验其代码证书，无代码证书的，一律不予受理和开办各项业务。


　　第十一条　组织机构的名称、住址发生变更，应自批准变更之日起三十日内，持变更证明和有关材料到代码主管部门办理换领代码证书手续，并填写《沈阳市组织构代码变更申请表》，经审查核准后，十日内换发代码证书。


　　第十二条　组织机构依法注销，应自注销之日起三十日内，到代码主管部门办理注销代码手续，并填写《沈阳市组织机构代码标识注销申报表》。经审查、核实后，收缴代码证书，并注销其代码标识。代码标识一经注销即行废止。任何组织机构均不得再启用。


　　第十三条　代码证书遗失或毁损的，组织机构须持有效证明，按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补办代码证书。


　　第十四条　代码证书实行每年必检制度。组织机构应在代码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间内，持代码证书正副本和有关证件，到代码主管部门指定地点参加年检。


　　第十五条　代码证书自颁发之日起四年内有效。组织机构应在有效期满三十日内，持代码证书的正副本到代码主管部门办理换证手续。


　　第十六条　组织机构申请领取、变更、补办、年检、换发代码证书时，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费用。


　　第十七条　代码主管部门负责对组织机构代码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代码主管部门的执法人员行使监督检查，应出具行政执法证件。

第四章　违章与处罚





　　第十八条　凡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十五条规定，未办理组织机构代码申领和换发手续的，责令限期办理。到期仍未办理的，由代码主管部门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九条　凡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未办理组织机构代码变更、注销、补办和年检的，责令限期办理。到期仍未办理的，由代码主管部门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条　对组织机构或个人伪造、涂改、出借、转让或使用失效代码证书的，代码主管部门除没收其代码证书外，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有关部门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对违反本办法进行的经济处罚，应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款收据。罚款金额应及时上缴财政。


　　第二十二条　代码主管部门和应用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执法，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直接责任人员和有关负责人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在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沈阳市技术监督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法理不能代替法律—关于法官守法、释法、理解法再答法盲人

龙城飞将


　　近日，我与法盲人展开了关于法官在诉讼活动中如何解释法律、遵守法律的讨论，讨论是由炒冷饭，即对许霆案件的讨论引发的 。我的主要观点是：一、法律并不必然被解释，法律被解释实属无奈之举。二、刑事司法活动中一定要严格地执行法律的规定，法官不能自己创造刑事法律，他只能遵从法律。三、出现法无明文规定的犯罪时应当根据法律的规定进行处理，不能脱离法律的规定进行判决。四、我国刑事法律的立法权与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在中国法官没有解释法律的权力。六、法治不能沦落为口治，法官和学者不能任意解释刑事法律。七、法律的原则大于规范，具体的规范应当服从原则。
　　关于我提出的“大陆法系的法官不能解释法律，只能服从法律”这一论点法盲人有自己看法。同时，他又将“法官解释”这个词换成“理解”一词。也就是，将“法官解释法律”改为“法官理解法律”。接下来，他就我的观点提出一引动看法，现在我逐项讨论法盲人的观点。简言之，我的核心观点是，法理不能代替法律，哲学不能代替现实。

一、法律不必然被解释

　　法盲人提出，“法律不必然被解释，则法律无法施行”，并提出其相应的理由。
　　现在，笔者对这个观点进行分析：
　　首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事实是与法律完全吻合的”，是一个不能命题。从总体上来说，法律不是针对某一个具体事实的，而是针对一类现象。一般情况下，一个法律规则的产生总是经过多个环节：出现新情况——出现立法动议——立法机关通过。某种规则一旦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规则，就会涵盖它所指向的一类现象。对溺水的儿子不予施救是否为杀人，是一个具体的案例。表面上相似的案例可能会有不同的定性。若怀疑父亲是借溺水杀害自己的儿子，那要由公安机关对此事从动机到行为进行侦查，比如是不是父子因为某种原因结了仇，是不是父亲怀疑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等。若是父亲自己不会水，喊人前来求助时间不够使得溺水的儿子离世，他连悲痛还来不及，你还要怀疑他借机杀自己的孩子？况且，这种案例也不是法官释法或理解法的问题，而是法官需要查明的事实。
　　其次，关于“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不是严格的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分开过程，而是结合着进行的”。这是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官的自由心证是指法官经过对控辩双方的主张与所提供的证据进行印证，内心确信案件的真实事实是怎样的。而自由裁量则是在案件的事实确定，找到合适的法律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定罪之后决定刑罚的轻重时根据罪犯应从轻或从重的情节在法定的量刑幅度范围内决定其刑罚的轻重。可以说这是法官从事诉讼活动两个不同的阶段，自由心证在先，自由裁量在后，不可混淆，亦没有可能结合着进行。
　　再次，关于“法官的目光应该是往来于事实与法律之间。法官不能按照先查明了事实，然后来套用适用哪条的简单程式处理案件”。法盲人认为，“法官是在头脑中形成一种事实与法律交替的现象。法官要通过法律来剥离那些不重要的事实，那些不为法律规制的事实。因此，他就必须在案件开始时就有法律的映像，然后在判决作出时，事实也被剥离得与法律相符状态”。这又是混淆了法官所进行的刑事诉讼过程。法官首要做的事应当是查明事实真相，在查证过程中不可能一会证据、一会嫌疑人可能涉及到的法律这样来回游离，那是公安机关应当做的事。无论法官有多么高深的理论知识，多么丰富的审判经验，他也必须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查明事实真相。
　　最后，关于“法律不必然被解释，则法律无法施行”。这个命题成立的前提是法律必然是混沌不清的，正因为如此，法律才必然被解释。但实际上，法律从其本意来说，必然应当是清晰的，可执行的。对这样的法律，不存在被解释的问题。不清晰，不可操作的不是法律，只能是一种粗略的原则。比如《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的，处……”，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的，处……”的规定都是十分清晰的，往往人们不清楚的只是对犯罪嫌疑人是故意还是过失难以区分，但这是对事实的认定问题，不是对法律的解释问题。比如邓玉娇被认定为犯故意伤害罪，这不是法官在解释法律，也不是法官在理解法律，而是法官在认定一个事实。但遗憾的是，他们认定的这个事实上错误的，邓玉娇的刑事判决书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
　　当然，并不排斥有些法律由于在立法过程中有太多的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只提出一些原则性框架。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对规定不清楚的地方，仍然依据法律更高的规定，即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命关天，不能任意解释，不能任意理解，法律的文字规定已经十分清楚；不能为了给一个人定罪而任意地歪曲事实。
实际上，法盲人自己提出的理由并没有从逻辑上支持他的观点。

二、中国法官不能造法，不能解释法律

　　法盲人指出，“中国法官不能造法并不代表法官不能理解法律”。我同意他的这个观点，而且，我还要加强他的这个观点。可以这样表述：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中国的法官不能造法，但他必须理解法。他理解法一定要按照法的本意去理解，不能在法无明文规定时作出一种判决而诡称自己是在进行法律的解释。当我们否认了他有解释法律的权力时他又辩称自己在理解法。实际上，刑事法律的规定一定是非常明确的，对规定不明确的条文，有一个更多的原则在总则部分管控着它们。这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当事实不清或法律适用不明时应当有利于被告。
　　不但如此，在刑事诉讼阶段，检察官、被告都是在理解法、都必须执行法。若法无明文规定而强行判决有罪，实际上此时的法官就不是在理解法，而是在违背法律的规定。
　　法盲人指出，“法官解释法律没有普遍的约束力……法官解释法律的强制执行力体现在了法律判决中。判决不是法律，在于它没有普遍的约束力，它只有个别的约束力”。
　　看来，法盲人在内心里还是没有把“法官释法”与“法官理解法”区分开来，现在在他的笔下这两者又成了同义语。我们接着来分析。
　　如果从程序的角度看，这样的观点是对的。我们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两审终审制，即使法官判决是错误的，若经过两审也是发生了法律效力的判决，此时必须执行。若有冤屈，只有启动再审程序。但对被告人来这是非常漫长的道路，对多数被告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从实质正义的角度来说，法官的判决若不是依据法律的规定，而是依据自己的理解或者自己的解释，就是错误的。法官进行了这样的司法活动就是违法的。
　　法盲人还指出，“法官有审判权，他就必然有理解法律的权力”。刚才我已经指出，法盲人的“法官理解法律”就是“法官解释法律”，或者可以说“法官是在个案中解释法律”。换句话说，就是“法官认为在这样案例中法律是什么样的”。这样，问题就来了，如果同样的案例，换一个法官，他作出了另外的理解，岂不是同一个法律被法官“理解”或“解释”得乱七八糟？ 如果另外的法官参考了这个法官的判决，岂不是这个法官的判决有了普遍的约束力，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立法？在深圳曾有这样的事，同样是停在车场的汽车被盗，有的案例中法官判决停车场负有赔偿责任，理由是保管；有的却判决不负赔偿责任，理由是出租车位，没有保管责任，停车场的告示上早已写清楚了。
　　我认为，理解法律，是法官、检察官、被告等诉讼参与人的义务，不是权力。无论是谁都必须执行法律。而且，执行法律不能偏离法律，不能脱离法律的规定自行一套，名之曰“理解”或“解释”法律，实则是违背法律。

三、在刑事诉讼中法官必须严格执行法律

　　法盲人认为，“严格限制法官理解法律的权力，也是不恰当的。法官的解释不是都为任意的解释。法官应该依据公意或是说立法的精神来理解法律”。
　　问题是，如第二节所言，在具体案例中，法官的判决一旦生效，就产生约束力，谁能保证法官所解释的法律就是遵从了公意。经过立法机构产生的法律还经常为利益集团左右而侵犯到广大人民的利益，谁能保证法官个人所解释的法律不代表了某个利益集团甚至他本人的利益在其中呢？
　　以许霆案件为例，法官判决书的观点是许霆犯了盗窃罪。但是，法官的这个判决至少存在这样的问题：一、逻辑问题：若判决许霆盗窃罪成立，盗窃金融机构罪就应当成立，原一审判决就是正确的。但判决盗窃罪成立又抽象掉盗窃金融机构罪的内容，是给法官出主意的法学家们自相矛盾。二、违反了公意。关于许霆的行为是否盗窃，网上曾做过调查，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不是盗窃，应当是不当得利的民事行为。若经催收仍不还款才能认为定侵占罪，但实际的情况是法官根本没有顾及公意。所以曾有人说许霆案件和梁丽案件是司法被强奸，但我觉得实际上却是个别人持有的司法强奸了公意。它的论点经过论证，恰好是不被最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接受。所以我一再说，这是口治代替了法治。
　　法盲人指出，“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许多案件都不能作出判决了或是不能得出有罪的结论……某些案件从法律字面上看不构成犯罪，但是实质上严重侵犯了法益（我国称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样的观点存在极大的危害性。首先是若法无明文规定而定罪，是定罪的人违反了法律。其次是有的案例会违反民意，比如许霆和梁丽案件。我一再指出，若这种行为确实具有社会危害性，应当启动立法程序，新的立法有了相应的规定后，再发生完全相同的案件才有定罪的法律依据。否则就是我一再指出的不据法司法。不能因为某种行为有社会危害性但法无明文规定就由法官直接根据自己的理解或解释定罪。

四、严格依照法律判决利大于弊

　　法盲人指出，如果依据字面法律判决无罪，人民认识到司法不公，法律权威荡然无存。这种担心是没有道理的。第一，对许霆案进行有罪判决，对梁丽企图以有罪起诉为什么引起公愤，就是由于人民对于这种违法的司法行为不满，认为公法不公。司法的权威来源于执行法律，而不是任意解释法律，不是来源于不据法司法。
　　法盲人的观点是，人民意识到当初自己制定的法律不够详尽，因而多次修改法律，尽量将法律规定越详细越好。而这又产生两个后果：一是，侵害了法律的确定性，使法律朝令夕改，严重损害人民自己的利益，无法预测法律之意。二是，法律再详尽，但是也赶不上社会发展的步骤。
　　法盲人显然是把法哲学的语言抄到了刑法学中。当发现新犯罪类型，把它写入刑法，不是朝令夕改，是完善法律。这种工作是任何社会的刑法都必须做的。比较一下我国79刑法和97刑法，就会发现出现许多新的罪名，就是由于形势变化了，出现一些新的危害社会的行为，立法机关把它们定义为犯罪。这样的做法，显然不是人民无法预测法律。换句话说，法律没有规定而要强行定罪，就是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政策，而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则是无罪推定，严格执行法律的表现。

2009-12-29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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