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防总关于认真贯彻回副总理重要批示进一步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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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有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之界定

吉林铁路运输法院　张建国　


《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一款具体规定了所谓“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即：1、国有单位（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2、受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3、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第1、3种范围的内涵是相对清晰的，比较容易认定。而第二项即“受委派”人员在司法实践中争议颇多，分歧主要集中在非国有企业中哪些人员是具有“受委派”和“从事公务”特征之“准国家工作人员”。本文试对此展开阐述：

一、受委派的含义

“受委派”的含义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主体方面，包括委派者和受委派者。根据刑法的规定，委派者应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而受委派者有何条件，刑法并未进行限制性规定。二是内容方面，即受委派者的权利和义务，刑法将其限制为“从事公务”，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应由“公务”的内容来确定。
何为受国有单位委派？受委派是与依法定、受委托相对应、相并列的概念。依法定是指行为人取得从事公务的资格是来自于依据全国性或地方性的法律、法规而进行的选举、任命、考核等，如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员。受委托是指行为人取得从事公务的资格是基于有关单位的委托而产生。受委派是基于委任或派遣。委托与委派之间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含义不同。委派是委任、派遣，是一个单位任命某人到另一个单位担任一定职务，它实际上是任命，不过不是向本单位任命，而是基于某种合法缘由向外单位任命。被委派者担任一定的职务，获得一定的授权在职权范围内独立从事公务。委托则是基于协商将一定事务交给他人管理，被委托者以协议为依据独立从事活动，活动的结果按照协议由委托者和受委托者双方承担。在现行《刑法》第九十三条中规定了受委派从事公务，而未规定受委托从事公务。《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受国家单位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关于委派的形式，笔者认为可以有多种，如任免令、聘书，或者其它类似文书。原则上应具备书面形式，但也不排除特殊情况下出于临时考虑而向非国有企业委派公务人员，如国有企业下属集体企业领导机构因故缺员，主管单位临时委派负责人，但在此情况下，应对委派人员和委派职务在该企业公开宣布或予公示。
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是被委派人员的原身份，即是否要求必须是国有单位的管理人员？是否要求具备干部身份？实践中曾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受委派人员作为贪污贿赂罪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的前提必须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何为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进一步解释则为国家干部，这是出身论或血统论观点。与之相对的观点即职能论。这种观点认为应以是否从事公务作为构成国家工作人员标准。被委派人员在被委派之前，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如工人、农民、待业人员都可。不论被委派之前是什么身份，只要被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就具备准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职能论观点反映了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属性。实际上，那种认为被委派人员必须是委派单位人员的观点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委派的概念之下已包含着被委派人系委派单位所属人员之义。试想，如果被委派人不在委派单位管辖之下，委派单位有何权力去行使委派权，被委派人又怎能接受这没来由的命令呢！因此，被委派的前提是被录用或者聘用，录用或者聘用可以在委派之前完成，也可以在一个行为内完成。例如，国有单位向社会招聘经理，招聘时直接标明就职方向是其下属某有限责任公司。这一聘任行为就是将聘用和委派合二为一。随着企业人事制度的改革，管理人员的产生、作用、待遇、管理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不能再拘泥于过去的形式，应当侧重考察其有无任命或聘任手续；受委派人员的身份是否为国有单位所承认；是否被列为登记在册的管理人员进行管理等三方面情况。其中，有无任命或聘任手续是核心，它是隶属关系和职务授权的直接体现，在法律上具有其它证据所不具备的公信力和证明力。正式、合法、有效的任命书或聘书明确标明委派单位、被委派人和委派职权，有的还标明待遇等。正是此书面文书决定了是否受国有单位委派。

二、从事公务的含义

从事公务对于受委派人员来说就是在国有单位的授权范围内从事所在企业的管理事务。通说认为公务具有三方面特征：一是管理性，即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比较广泛，既可以是国家事务，也可以是社会事务和集体事务。国有企业的事务当然属于公共事务，受国有单位的委派为国有单位而管理事务亦为从事公务。公务的管理性特征使公务与劳务相对应，劳务是以付出劳力进行纯体力劳动为特点，而管理则体现在行使职权，具体体现为对人管理、对物管理、对事管理。通过对人管理可以导致人力资源的再分配；对物管理可以凭行为人职权决定财物的收入和支出；对事管理可以决定事件的发生、变更和终止。非国有企业中只有符合管理性特征的岗位才具备公务的条件之一。在案件中应结合上述特征予以具体分析、准确认定。二是职能性，即公务是行为人在国有单位授权下进行管理所在企业的活动。这里的管理是广义的，可以是对内的也可以是对外的，可以是管人也可以是管物，对外经营活动亦在其列。与委派相适应，受委派人员所行使的职能必须是国有单位赋予的，而非所在企业安排。在某些情况下，所在企业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对国有单位的委派进行承认或履行手续，有时对职权予以具体化，但这都是形式上的，最根本的，被委派人员的职能要来源于国有单位对非国有企业行使的职能。三是依法性，即公务是行为人依法进行的。这里的依法是指受国有单位正式、合法、有效的委派。所谓正式是指国有单位的委派是经过规定程序做出，并有规定载体，如人事令、聘书等；所谓合法是指国有单位的委派是基于其合法职权，是法定的职权或者是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等；所谓有效是指国有单位的委派已经生效，处于拟议中的，或者尚未宣布的，或者是某位领导私下的允诺等都不能称其为有效。

三、不同所有制形式企业中受委派从事公务的情形

（一）集体所有制企业
在我国，有大量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依附于国有企业或者乡镇、街道政府，其中大多是国有单位过去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或者富余职工的就业问题而设立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调整。国有单位向所属的集体企业委派管理人员的情况普遍存在，曾有人认为，这样的集体企业是国有企业的一部分，应该同国有企业一样对待。也有人认为既然是集体企业，其工作人员不应存在国家工作人员。这两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集体企业作为非国有企业，同样会存在着受委派而从事公务的准国家工作人员。在集体企业中，只要是国有企业委派来的，从事管理性事务的人员，应该被认定为“准国家工作人员”。
（二）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中存在着准国家工作人员的前提是国有单位作为公司的股东之一，或者公司与国有单位之间存在着管理关系。国有单位推荐到公司中的管理人员是否属于委派对象，实践中争议较大。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公司法第四十六条、第五十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的经理、副经理等管理人员，由公司董事会聘任，其对董事会负责，不属于委派对象。第二种观点认为，国有单位推荐到公司中的管理人员，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虽然是由公司董事会聘任，对董事会负责，但其职务来源是国有单位，国有单位的推荐具有决定的意义，其在公司履行职责是行使国有单位对公司的某方面管理职能。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实践中国有单位向公司推荐人员并不限于董事、经理，也包括一些中层管理人员，这些管理人员同样属于受委派而从事公务。
（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六条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合营企业设董事会，其人数组成由合营各方协商，并由合营各方委派和撤换。一方担任董事长的，由他方担任副董事长。正、副总经理（或正、副厂长）由合营各方分别担任。有人认为虽然中方国有单位向合营企业委派了人员，但又经合营企业重新聘任，是对合营企业负责，不再具备受委派的身份。笔者认为，这些人员虽经重新聘任，但不过是一种身份的“确认”，其本质仍是受委派，其职责是在合营企业中维护委派单位即国有单位的利益。在实践中，国有单位委派到合营企业中的人员还不止上述范围，有的还出现委派其他工作人员的情况，如果这些人员符合“从事公务”的特征，也应具备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

四、实践中的四种特殊情况

受委派和从事公务是具备“准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两个条件，且要求同时具备、相互统一。受委派是从事公务的前提，从事公务是委派的内容。如果虽受委派但非从事公务或者虽从事公务但非委派职权所应从事的事务，都不能视为受委派从事公务。国有企业中只要是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员，即是（准）国家工作人员。但由于企业管理上的复杂性和变动性，被委派人员的身份在企业中可能发生变化，如从一岗位调整到另一工作岗位，职务的变化是否影响到其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笔者认为，应在把握上述两个基本条件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下面主要探讨四种常见的情形：
（一）在严格实行职工代表大会的集体企业中，国有单位委派来的工作人员，又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担任职务的，是否仍然具有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
根据《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九条的规定“集体企业依照法律实行民主管理。职工代表大会是集体企业的权力机构，由其选举和罢免企业管理人员，决定重大问题”，可见职工代表大会是集体企业的权力机构。因此，在严格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企业中，其主管单位即国有单位派来的管理人员工作到职工代表大会召开之时，其职位要经过大会的选举认可并通过。未通过的，一般由委派单位召回或在集体企业中改任其他职务。这样的集体企业，国有单位委派人员担任职务受到一定限制或具有暂时的效力，最终决定权在于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管理人员其职务的来源只能是职工代表大会而不再是国有单位的委派，其对职工代表大会负责而不再对委派单位负责。这些人员的身份特征因职工代表大会的通过而发生变化。即由国有单位的委派人员转化为企业民主管理产生的人员。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生效时起不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认定身份的转化应掌握的原则：只要是经过合法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的人员其身份即发生转化。在选举结果生效之前，原身份（准国家工作人员）不变；对于职工代表大会的召开、选举、表决等程序违法而导致选举违法的，选举无效，受委派人员虽经大会认可，其原身份亦不变。
（二）受委派人员在任职期间职务发生变化的，如何认定其身份？
经常有这种情况发生，国有单位委派的人员在非国有企业工作过程中，出于各种原因职务得到升降或平调。对此情形的处理仍要坚持受委派并对委派单位负责和从事公务的原则。如果受委派人员职务变化是由委派单位决定的，且变动后职务仍为从事公务的，其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不变；如果变动是由所在企业依管理职权作出、委派单位同意或默许的，说明该工作人员的职务来源发生变化，由国有单位的委派转化为所在企业的任免或聘用，受委派人员也从对委派单位负责转向对所在企业负责。因此其从职务变动之日起不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三）受委派人员在任职一定期间后又与委派单位或所在企业签订承包、租赁经营合同的，如何认定？
此种情形也是笔者所考察的企业中经常遇到的。有很多国有单位或其非国有企业为减轻管理上的负担或刺激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多采取承包、租赁经营的方式。笔者认为，凡签订承包、租赁经营合同的，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受委派人员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即告终止。因为，签订合同的行为性质含有平等协商的因素，与委派的命令性质不相符合。合同签订后，行为人是对合同负责而不是对国有单位负责。另外，根据高检解释，承包、租赁方式下的经营、管理，其行为性质是受委托而非受委派，但由于行为人受委托经营、管理的系非国有财产，所以也不构成《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款所规定的“以贪污论”的贪污罪。
（四）国有单位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制企业或者其他类型企业的，企业中具有管理职权的工作人员是否仍然具有准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国有单位改制的情形非常普遍。有的是国有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有的是国有企业改制为混合所有制公司、企业。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原国有单位注销，成立了混合所有制公司、企业。二是分立，原国有单位仍然存在，只是划出部分国有资产与非国有资产组成混合所有制公司、企业。在这两种情形中界定准国家工作人员的标准是在新的公司、企业所担任职务的来源。如果来源为与新成立公司、企业具有某种关系（如股东与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国有单位的委派，则具有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否则则无。虽然改制前在原国有单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改制后又经新设混合制公司、企业重新聘任的，则不是委派对象，其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应随之而终止。

综上，认定非国有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要考察是否具备国有单位正式、合法、有效的委派；委派的内容是否为担任非国有企业的管理职务；受委派人员是否从事委派的管理事务等。一言以蔽之，受委派人员在非国有企业中的任职、职责乃至变动是国有单位意志的体现。另外，还应从国有单位与非国有单位现状的实际出发正确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例如，大连铁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虽为股份制公司，按《公司法》规定应由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由公司董事会聘任公司经理，并根据经理提名聘任副经理和财务负责人，其他管理人员应由经理聘任。但在实际上，上至公司董事长，下至公司部门负责人都由沈阳铁路局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聘任或解聘。也就是说，国有单位向公司委派的管理人员并不限于公司董事和监事。对此，应本着事实求是、依法认定的原则，凡是符合《刑法》规定受委派从事公务条件的人，都应认定为具有准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2005年1月20日

吉林市重庆街41号

分析加强反洗钱执法力度

刘成江


　　一、成立专门的反洗钱机构"
　　针对洗钱犯罪的隐藏性、复杂性和手段的高度专业化,单靠传统的侦查方式和手段已经完全不能胜任当今社会反洗钱工作的需要,需要反洗钱部门建立打击洗钱犯罪的专业机构。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设有反洗钱专门机构,如:美国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英国的金融特遣队、澳大利亚的交易报告与分析中心。国际上先进的反洗钱经验表明,设立反洗钱的专门机构有利于跟踪洗钱动态,制定有针对性的打击对策,培养打击洗钱犯罪的专业人员。为防范和打击洗钱行为,中国人民银行已先后设立了反洗钱局和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为与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措施相适应,公安机关应当在经济犯罪侦查部门内部设立专门的反洗钱机构,并派员和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联合办公,及时发现和掌握洗钱的犯罪信息,并进行跟踪和侦查,从而有效地打击和预防洗钱犯罪"
　　二、加强反洗钱的侦查协作
　　第一、加强反洗钱查部门之间以及反洗钱侦查部门与洗钱犯罪上游犯罪侦查部门之间的协作
　　洗钱罪在刑法中被归入妨害金融管理秩序一节中,在管辖上应归属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但是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可以成为洗钱罪的犯罪主体,而我国目前的金融企业主要是国有的商业银行和其他国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中绝大部分按〈刑法〉第93条的规定按国家工作人员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协助洗钱的行为,应纳入检察机关的管辖范围。对于洗钱犯罪的立案侦查需要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和检察机关互相配合,一般情况下,对于洗钱犯罪应当由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先予以受理,发现涉及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的,应移送检察机关侦查,或双方各自分工侦查,一并起诉。由于洗钱犯罪法定的四种上游犯罪分别由公安机关刑侦部门、辑毒部门、海关辑私犯罪侦查部门管辖,要是今后把重大的经济犯罪案件和贪污贿赂案件作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则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和检察机关也是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的侦查机关。各侦查机关应形成合力,努力避免各单位从自身局部利益出发,各自为战,甚至放任不属自已管辖的洗钱犯罪行为。为了有效地打击洗钱犯罪,在侦查中,公安机关、海关、检察机关要加强协作,制定反洗钱方案,各单位在侦查中一旦发现有洗钱重大嫌疑的,立即与反洗钱部门联系,切实防止因案件的不同管辖分工而放纵了洗钱犯罪分子。
　　第二、加大反洗钱侦查部门和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部门的协作
　　针对洗钱活动多利用金融机构进行的特点,反洗钱侦查部门应加强与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即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协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第4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指导、部属金融业反洗钱工作,负责反洗钱的资金监测。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应积极制定金融部门反洗钱措施,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加大对所监管的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信息的控制。同时,应积极与反洗钱侦查机关保持密切联系,与反洗钱侦查机关之间建立反洗钱犯罪的信息总网,建立洗钱犯罪信息交流制度,用先进的电脑网络技术来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与此同时,反洗钱侦查部门要改变被动受理金融监管部门移送案件的观念，积极主动地向金融监管部门了解反洗钱动态,并与金融监管机构的反洗钱部门联合办公。只有与金融监管部门密切协作,反洗钱侦查机关的侦查工作才能取得实效。
　　第三、加强跨区域洗钱犯罪的侦查协作
　　由于洗钱犯罪分子经常将违法资金不断转移来妨碍侦查,而这些资金的频繁转移往往是跨区域进行,为查清该违法资金的去向,必须得到各地侦查部门的配合。同时,洗钱行为和上游犯罪经常不在同一个区域,为了查明洗钱分子所清洗的资金为法定的上游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必须到上游犯罪所在地查明上游犯罪的性质,这就要求两地的侦查部门加强合作,互相配合。随着国际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国间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资金往来越来越频繁,并且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商务、电子银行等在国际金融系统中的运用,使资金的运转更为迅速,电子资金划拨也使得巨额的非法资金在全世界的快速清洗成为可能。在电子资金划拨的情况下,洗钱者可以更方便地在一国境内实现犯罪资金在不同国家清洗的跨国洗钱活动。而一般来说,一国对放置在他国银行的资金是鞭长莫及的,即使一国对产生犯罪收益的该项犯罪或从事该项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有管辖权,一国对境外的外国银行也难有管辖权,如果没有他国的合作,一国不仅难以追踪在他国转移的犯罪收益的线索,而且也难以对这些资金进行扣押和没收。因此,我国应积极地吸收国外先进的反洗钱立法经验,完善反洗钱刑事及行政法规的立法工作,使之便于实际操作。为了更好的与其它国家开展反洗钱协作,必须积极与其它国家缔结多边或双边反洗钱国际条约,尽快加入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亚太反洗钱小组“等国际反洗钱组织,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使我国在打击跨国洗钱犯罪活动中,能够与其他国家在识别、没收犯罪收益,引渡洗钱犯罪分子以及证据收集等方面互相协作,这样才能有效打击跨国洗钱犯罪"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